第二节       噶丹派及其在青海的传播

 

　　噶丹派是藏传佛教早期的派别之一。藏语“噶”，指佛语，“丹”指教授。“噶丹”，意为包括经、律、论三藏在内的一切佛语，都是对僧人修行全过程的指示和教导。噶丹派由阿底峡尊者奠基，仲敦巴杰维迥尼开创，并由其称作“三同门”弟子的博多哇、京俄哇和普穹哇以及其它弟子宏扬光大。阿底峡（公元982－1054年），本名月藏，法名燃灯祥智，为古东印度萨霍尔国国王善祥之子。15岁起师事那烂陀寺的菩提贤、明杜鹃等学习佛法。29岁时于金刚座的菩提伽耶摩底寺由戒护剃度出家，又先原形师从戒护、法护、金洲大师等，苦学因明法相，曾系统学习一切有部的主要经典《大毗婆娑论》，尤通一切有关菩提心的教诫。据说他学成后曾与南印度的许多所谓外道班智达辩论取胜，使这些人皈依佛教，从而声名大著公元1025年，应摩诃巴罗王（意译为大护王）之请，信住院持毗讫摩罗尸罗寺（意译为戒香寺或超岩寺），成为该寺及其所属18寺座主。这一时期，正值西藏佛教后弘不久，教法杂乱，学法僧人重密法者轻显教，生师承者轻经论，生戒律者又反对密法，致使用权显密相违，如同水火，法与非法混杂，教法修行次第混乱。甚至不少人自造经言语流布，或以恶咒骗人，使佛教不能纯正。针对当时的这种善，阿里托林寺古格王朝王裔益希奥（即天喇嘛智光）及其侄绛曲奥（菩提光）历经千辛万苦，最后由所派的贾宗哲僧格（精进狮子）和那措崔臣加哇（戒胜）等从印度请来阿底峡尊者传教。北宁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阿底峡抵达阿里托林寺。在这里，阿底峡共居留3年，写出著名的《菩提道灯论》，这是后来噶丹派所依据的主要论著之一，认为这是判别佛教法门真伪的准绳。全书共70颂，文字并不长，但它揭示了从所谓凡夫到成佛过程中主要修习的内容和阶段。该书把处长学佛法者分为下士（人天乘）、中士（小乘）和上士（大乘）三种，按此讲述三皈依（即皈依佛、法、僧三宝）、三学（即戒、定、慧三学）、菩萨行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修习内容以及五道、十地等修习阶位次第等，并划密宗经典为四部，以“发菩提心”贯彻修学的全过程，它以僧人的实际修习为骨干，系统安排了佛教教学的所有主要内容。3年后，阿底峡按来藏时所约返回印度，但中途因战乱未能成行，遂由仲敦巴·杰维迥尼请到前藏，在叶尔巴、拉萨、彭域、桑耶等地弘法，后来常住聂塘寺，公元1054年在陆地塘寺病逝，终年73岁。阿底峡在西藏共生活12年，摄显密两宗关要，合为修行次第，对规范西藏佛教，使之进一步弘传，起过重大作用，成为噶丹派祖师。因其一生对古代印度与我国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流有重大的贡献，受到藏传佛教各派的普遍景仰，藏族人民尊称他为“觉沃”或“觉沃杰”，意为尊者，而从不直呼其名。他写有许多佛学著作，除《菩提道灯论》外，还有主讲佛教见地的显宗著作《入二谛论》、《中观教授论》、《般若波罗蜜多略义明灯》、《集经略义教授》、《发菩提心论》、《忏罪仪轨》、《菩萨行要略教授指示录》、《成大乘道貌岸然修行方便略录》等共约30种，多由那措、贾·宗哲僧格、格洛等译师译为藏文。一些藏文史籍讲阿底峡一生著述、译著108部，其所传《医头术》等八部医学著作对西藏医学流派的形成也起过重要作用于。他的显密译著收入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的有百余种，主要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世亲著）、《究竟一乘宝性论》（无著著）、《中观心要释》等。在阿里托森寺，他还校正过大译师仁钦桑　布（宝贤）所译经典。许多佛教史中讲，由阿底峡授法的印、藏弟子多达千余人，在西藏最出名的有库敦·宗哲雍仲、俄敦·勒贝喜饶、仲敦巴·杰维迥尼，同称为“库、俄、仲三尊”。库敦·宗哲雍仲（公元1011－1075年），西藏雅隆人，曾向阿底峡学习般若学和阎曼德迦秘法等，后在聂塘等地讲授般若，弟子多达千人，博多哇亦为其弟子，著有《论著宝库》等书。俄敦·勒贝喜饶，公元11世纪羊卓雍错湖一带人，传说其先祖俄钦布是吐蕃王码汉卡朝赤松德赞赞普的大臣，俄敦的父亲多杰循艰是一位专习旧宇航局的宁玛派格西。俄敦早年到西康从赛马宗上师学经，公元1045年回到前藏在拉萨附近建札纳寺，收徒讲经。阿底峡至聂墉后，俄敦遂往阿底峡处学经，成其重要门徒。他曾请阿底峡和那措译师在拉萨共译《中观心论释·推理炽燃》，并请求阿底峡写成《中观教授论》。公元1073年，他探险阿底峡授记，于桑浦内邬托地方（在拉萨河之南）建成桑　浦寺亦称内邬托寺，成为当时噶丹派的六大寺院之一。俄敦还曾数次到热振，向仲秋敦巴学习过佛学。仲秋敦巴·杰维也纳迥尼（公元1004－1064年0，拉萨西北堆垄普的杂吉摩托车地方人，幼年丧母，后与继母不和，遂在舅父家生活，并朋小学读藏文。19岁去西康丹麻地方，向赛马宗·呈现秋循奴学习中观、《入行论》及宁玛派密电码乘经文近20年，颇有名望，人称“弘法居士”。阿底峡抵阿里后，促敦巴亲往拜谒，并邀请阿底峡到前藏弘法，自此一直师从阿底峡。公元1054年阿底峡在聂塘贺寂后，仲敦巴负责监制灵塔，整理尊者所遗梵典。翌年周年大祭后，他带着尊者的部分遗物去今西藏林周县境内的热振地方建寺。公元1057年，热振寺建成，由此发展出噶丹派，热振寺成为该派祖许，仲秋敦巴的弟限中，最著名的有博多哇、京俄哇、普穹哇3人，称之为“三同门弟子”，他们把由阿底峡尊者奠基、仲敦巴开创的噶丹派弘扬光大，发展出教典、教授、教诫三大支派。

　　教典派由博多哇传出，认为一切经论教典都是修行成佛的依据和方便，主张以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为基础，结合诠释佛语及其它论典，进行自身修持，并向他人宣说。该派所依据的经典总分为生重于明见、物理学在明行和见行并重三类，除《燕提道灯论》外，另有《本生论》、《集法名论》、《菩萨地论》、（即《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大科经庄严论》、《集菩萨学论》和《入菩提行论》等合称为“噶丹七论”，是噶丹教典派僧人常诵的经书。此外，尚有重在明见的《入二谛论》、《中观教授论》，偏重说行的《摄行灯论》、《发菩提心受菩萨戒仪轨》等。博多哇本名仁钦萨（公元1027－1105年），西藏彭域窝塘人，其父斯保，是一位本教徒。博多哇于叶尔巴寺出家，阿底峡来前藏住叶尔巴寺期间，博多哇聆听其讲授修行次第等。阿底峡去世后，博多哇去热振寺拜仲敦巴为师，学经7年，得其真传，后来继贡巴哇旺秋坚赞（公元1011－1082年）之后住持热振寺。不久，因硅内不和，离热振寺另求发展，于故乡建博我地，遂常住此寺，被子人称之为“博多哇”，博多哇广有门徒，相传弟子多达1800人，经他讲经授徒，噶丹派才大著于卫藏，广为传播。其传法弟子中，格西颇章当巴、多哇巴、朗塘巴、夏热巴、噶仁当玛哇、朱列巴·益希坚赞、扎迦哇和聂哇曲拔最出名，称为“八大受教弟子”。其中，夏热巴（公元1070－1141年），法名云丹扎，是教典派最主要的继承者，由他下传格西怯喀哇·益希多杰（公元1101－1175年）和东敦·罗哲扎等，又分别建立怯喀寺和那塘寺，发展出两个系统。

　　教授派重长教授，主重实修验证，以阿底峡《菩提道灯论》中“三士道次第”的见行双运为主旨，结合佛语诠释，自己修持验证，故亦道次派。教授派的传出者有三种廉洁：第一，认为由京俄巴传出，京俄巴（公元1033－1103年），法名粗臣拔，西藏年地方聂拉岗村人。18岁出家于堆垄的擦托寺，后于聂塘寺师事阿底峡，25岁去热振寺，师从仲敦巴，因常会仲敦巴左右，故称“京俄巴”，意为眼前人。京俄巴颇悟佛家性空义，尤通二这点学说，懂梵文，善翻译，特另重视诵咒、供佛和静修，据说在修持方面曾得到仲敦巴的密传口授，故称教授派。公元1095年，京俄巴建成四柱寺，招徒传达室法，弟子中最有影响的是甲域哇·循奴奥（公元1075－1138年），由他及其弟子建立甲域寺、岗岗寺等。第二，认为教授派由贡巴哇传出。贡巴哇（公元1011－1082年），法名旺秋坚赞，多康岗地方人，族姓曾，家族　世代信奉宁玛派，贡巴哇自幼学佛，阿底峡驻锡塘寺时，他慕名往拜，成为阿底峡弟子，学到许多本尊修行法门。阿底峡去世后跟随仲敦巴去热振，后任热振寺矧　三任堪布5年，京俄巴亦曾为其弟子，故认为他是教授派的最初传出者。贡巴哇的弟子中有影响的是格西内邬素巴·益希拔（公元1042－1118年）、尚迦玛巴·喜饶奥（公元1057－？年）、玉筑加、喀热贡穹、加杰日巴等。其中，内邬素巴最出名，是这一支的主要继承人，他精通佛家修定和有关定学经论知识，注重实践并擅长医术，倡建内邬素寺，其弟子又分别建立仁钦岗寺、达坚寺等。此外，尚迦玛巴·喜饶奥曾创建迦玛寺，京有影响。第三，认为人京俄巴、甲域哇师徒传下来的甲域寺和岗岗寺两个传承系统，均特别重视遵照师长的指授，致力修持，重视密法修习，他们都是噶丹派的教授支派。

　　教诫派以《菩担道貌岸然灯论》为基础，结合阿底峡尊者所传一些短小秘诀，进行修持验证，并用以导引他人。最主要的是恒住五念法门，却念师长为皈依，念自身为本尊，念语言为诵咒，念众生为父母，念心性为本空；另有“十六明点”教诫，为显密双融之修法。关于教诫派的传出，张建木先生根据法尊上师《西藏佛教的迦当派》（原载《现代佛学》公元1958年第2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称教诫派是“阿底峡在耶巴（叶尔巴）传达室给枯敦尊追雍仲、俄雷必喜饶、仲敦巴三人的教法。根据阿底峡遗嘱，首由俄雷必喜饶传阿里巴W喜饶坚赞，阿里巴传普穷哇，以下又单传数代，至仲·宣奴罗追，传承稍广，至根敦主时传布更广”。益希旺秋等编著的《教派源流》中，则直接称教诫派由仲敦巴的“三同门弟子”之一的普穹哇传出。普穹哇（公元1031－1106年），法名宣奴坚赞，西藏彭域地方吉拉宗喀人，曾向阿底峡、库敦（即枯敦）等学习过般若经等，阿底峡去世后跟随仲敦巴到热振，聆听噶丹派多种教诫，仲敦巴去世后，他于彭域雍哇的普穹地方专一修行，也向弟子授法，据传他曾得到仲敦巴关于十六明点教诫的全部传授。

　　噶丹派以显宗学习为主，兼修密宗，强调先显后密的学修次第，它在整顿西藏原有佛教的基础上形成，便函教理系统化，修持规范化，县形成时间早于其它各派，因此对各宗派都有过重大影响，各派的初祖几乎都受教于此派，特别格鲁派是直接在噶丹派的基础上建立的，有“新噶丹派”之称，格鲁派是直接在噶丹派的基础上建立的。格鲁派创立后，原噶丹派寺院均变为格鲁派寺院。此外，藏传佛教中一切大论的讲说，也都导源于噶丹派。该派的噗宗经典，除前文所述教典派浞进授的“噶丹七论”外，尚有《现观庄严论》等“慈氏五论”和龙树的《中论》等“理聚六论”，这些均为各派所重视。另外，《父法》与《子法》也是噶丹派的主要教典。《父法》亦名《祖师问道貌岸然语录》，共26章，内容有仲敦巴向阿底峡的问道求法语录、广略本阿底峡尊者传、噶丹派址六明点传承师长的传记等；《子法》亦名《弟子问道语录》或《幻书》，共49章，其内容主要是阿底峡和仲敦巴的弟子俄敦·勒巴喜饶向阿底峡请问仲敦巴历代身世的传记廖及仲敦巴创立噶丹派的情况汇编。噶丹派的密宗经法分为事、行、瑜伽、无上瑜伽四部，尤以瑜伽部《摄真实经》一系的密法规传承为主，把所修习的释迦牟尼、观世音、度母和不动明王四本尊以及经律论三藏，合称为“噶丹七宝”。

　　噶丹派在西藏的主要寺院有热振寺、桑浦寺、格如寺、恰那寺、那塘寺等。在青海曾有过一些噶丹派寺院，后均成为格鲁派寺院，其中最著名的是夏琼寺，其创建者即宗喀巴大师的启蒙老师曲结顿珠仁钦，他是青海藏传佛教史上著名的噶丹派高僧。

　　曲结顿珠仁钦，法名顿珠仁钦，“曲结”意为法王，是对他的尊称。相传顿珠仁钦曾在故乡夏卜浪花村附近的一个称“多仁字”的阳山岩洞隐居修行，故又尊称他为“曲结多仁波切”。“仁波切”，原意“宝贝”，是对大活佛、高僧的敬称。顿珠仁钦，于元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生于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年都乎乡夏卜浪村，藏族，其父是当地的一个小头人，家境殷实，家族笃信藏传佛教。顿珠仁钦自幼出家为僧，5岁时与其本家之侄释迦桑　布结伴去西藏学经，先入前藏聂塘寺，拜聂塘巴·扎西僧格为师，学习《大般若经》及弥勒为无著所说《现观庄严论》、《庄严经论》、《宝性论》、《辨法法性论》和《辩中边论》等“慈氏五论”。次往后藏那塘寺，师事觉敦·柔贝僧格等，苦学因明、量论。后游学夏鲁寺，曾入辩场，立宗辩经，雄辩群僧，无有对手，被布砘岩石师誉为“安多雄辩论师”，颇有声誉。他在藏学经20余年，终于博通显密，成为噶丹派一代名僧，约于元惠宗元统年间载誉返回故乡，出任临洮噶丹群佩林寺法台，该寺通称临洮新寺，藏语作“香根寺”，在今甘肃临洮附近，人微言轻民巴敕令所建，相传这里曾建有八思巴行宫，八思巴往来甘青时常驻锡于此，处理青、康、藏等地的藏族事务。因此该寺在元初是八思巴在安多进行政治、宗教活动的一座重要寺院。约在元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西藏聂塘寺派专人来临洮，延请顿珠仁钦去西藏担任聂塘寺住持。顿珠仁钦应请前往，因路途遥远耽搁，待遇他到聂塘寺，住持已选定他人，于是他将所速成物资全部献给聂塘、那塘等寺，继续广参名师，遨游学海，并在多庆巴·曲结三旦上师的指导下，一度苦修密法，获得证悟。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又拜当时那塘寺住持钦·罗桑扎巴为师，进一步系统学习显密教义，学习圆满后，上师命他返回安多建成寺弘法，并授记他在安多将有一位无与伦比的弟子，是文殊菩萨的他身，剃度此人出家时，可赐给他的名号（即罗桑扎巴，意善慧称）相同的法名，此即后来的宗喀巴大师。

　　顿珠仁钦第二次回到故乡后，与其侄释迦桑布一起在家乡传播佛教。一些文南记载，他们曾在拉康玛、多绛曲玛等地修建过几座小寺。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顿珠仁钦正式建成夏卜浪寺，自任住持，释迦桑布任管家，以般若、因明二学为主要教程，顿珠仁钦亲自讲授予弥勒勒诸葛亮论及《喜金刚续》、《入行论》等显密经典。数年后，他觉得仅夏卜浪寺还难以实现其弘法的宿愿，计划另外择地建寺，遂让其侄释迦桑布住持夏卜浪寺，自己沿隆务河谷遍察寻找新的建寺地点，行至今尖扎县昂拉乡境内，这里地抛平坦，气候温和，遂在此居留一段时间，在当地施主顿珠僧格的资助下建成昂拉赛康寺，为信从讲授《瑜伽师地论》、《菩提道次第略论》等。这期间，顿珠仁钦还去过今尖扎县的尖扎滩牧区，传播佛教。今化隆县昂思多乡政府所在地的尖扎嘛呢经堂，是当地称作“尖扎十二部落”的藏族群众的重要宗教活动场所。经堂为汉式阁楼式建筑，雕梁画栋，十分壮观，殿门西向，经堂正中供有一世型嘛呢转轮，由来自殿后的流水传达室动，日夜轮转不停。引水经殿堂流出，朝拜者以为圣水，或汲取钦用，中洗头浴面，传说可以明目，有益健康。相传法地藏族，原居尖扎滩传教时，将自己经常使用的手摇嘛呢轮赐给当地信众，信众视为圣物供奉，后迁来化隆昂思多后，信众以此轮作为装藏物，制成上述传动的大型嘛呢转轮，并将供放此轮的殿堂命名为“尖扎嘛呢经堂”，以示纪念。顿珠仁钦建成昂拉赛康寺后，并没有把这里作为最理想的弘法地，不久他又继续沿黄河西行，行至今化隆县甫乡境内的夏琼山，见山势像一只殿翅的凤凰，飞翔于云端，宛如一幅精美的画卷，东西北三面峰峦迭嶂，铁绳岭纵贯南北，状若驼队，蜿蜒南来。北面八宝山，如黄龟伏于后；东傍尕如山，如灰虎卧于左；西侧多尔福山，如红鸟翔于右；南面悬崖峭壁，立于黄河北岸，险峻异常。隔河为坎布拉林区，山坡松柏叠翠，景色幽静，更兼丹霞奇峰林立，多姿多彩。于是，顿珠仁钦认为这是他是终修建佛刹、实现弘法宏愿的最佳地方，遂定居下来，当时，附近有数座本教寺院。居民多信奉原始本教，经顿珠仁钦多年的传教活动，村民多皈依佛教，本教寺院后相继消亡。元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顿珠仁钦年届41岁，开始兴建著名的夏琼寺，首先建成该寺的最早建筑大护法殿（藏语称官康钦莫）和大神殿（藏语称拉康钦莫）。寺院建成后，顿珠仁钦亲自主持寺务，寺僧发展到300余人。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宗喀巴大师隆生于今青海湟中县鲁沙尔镇的塔尔寺所在地。当时，顿珠仁钦正在曲噶尔地方（今塔尔寺所在沟脑，湟中县马场乡境内）静修，相传他以神通察知此儿不同一般，遂遣人向初生的宗喀巴送去药刃、护身结和一尊大威德金刚画像，不久，他应请到宗喀巴家，赐赠财物，善结法缘，要求宗喀巴父母送子到夏琼寺出家，宗喀巴7岁旱，被父母送到夏琼寺，由顿珠仁钦剃度出家，并按他从西藏返回安多前夕上师的授记，赐法名罗桑扎巴。自此，宗喀巴在夏琼寺师事顿珠仁钦，学习藏文和佛教经典达10年之久，奠定了良好的佛学基础，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宗喀巴奉师命赴西藏深造，后创立格鲁派，成为一代宗师。因夏琼寺是宗喀巴大师早年学经的寺院，后人称夏琼寺是格鲁派之源，视顿珠仁钦为安多藏区弘扬噶丹派和格鲁派教法的鼻祖，把顿珠仁钦与宗喀和后来在安多弘广格鲁派专教法的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相提并论，极为崇敬。顿珠仁钦在今湟中、尖扎等地还有许多弘法活动，他曾讲经于古哇寺等寺院，晚年还修建过一些佛堂、佛塔、为夏琼寺添置佛像、经籍，为弘扬佛教含辛茹苦，竭尽全力，他有许多传法弟子是安多佛教史上的出名人物，如今黄南藏族自治州最大的寺院隆务寺的创建者三旦仁钦即由他授给比丘戒。顿珠仁钦淹贯三藏，信仰笃诚，相传著作颇多，惜多散失，仅存《究竟一乘宝性论疏释》1函，曾由夏琼寺木刻传世。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顿珠仁钦于夏琼寺圆寂，终年77岁。夏琼寺专门建造灵塔殿，将上师法体完整地供奉在殿内砖砌灵塔塔瓶里的檀木匣中。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1年），第三世厉害赖喇嘛索南嘉措捐赠黄金五百两，将上师法体完整地，铺盖灵塔殿部分金顶。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七世达赖的经师阿旺却丹（早年为夏琼寺僧人，后为热振活佛）捐赠白银1万两，全部完成灵塔殿金顶的铺盖工程。另外历代蒙藏地区高僧大德和头人首领次第南献珍宝、彩带、幡幢、伞盖等，不断装饰殿堂、灵塔，使之琳琅满目，更加肃穆壮观。夏琼寺灵塔殿和顿珠仁珠钦灵塔是该寺最主要的殿堂和供物，有许多神奇传说。据传每年举办神变祈愿法会前后，灵塔自溢甘露，香气浓郁，因而善男信女崇信无比，认为是最具加持力的神物。

　　顿珠仁钦是噶丹派高僧，所建夏琼寺原属噶丹派寺院，明代格鲁派兴起后，夏琼寺也和其它噶丹派寺院一样，变为格鲁派寺院。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该寺第九任法台强巴林巴·丹巴仁钦（通常简称丹仁巴）在代哇曲结·丹增罗桑嘉措、贡日夸召玛·罗桑　丹仲等人的支持下，创建夏琼寺的显宗经院；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由拉萨下密院的曼仁巴·阿旺扎西倡建夏琼寺密宗经院，后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建成该院经堂；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由该寺第四十六任法台即塔尔寺的第三世西纳活佛崔臣达吉（公元1734－1802年）创建夏琼寺医明经院，该院后于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改为时轮经院，同时仍保持部分医明班次，实为双重性扎仓。。这样，至公元18世纪末，夏琼寺发展成安多藏区显密双修的格鲁派大寺，清乾隆年间最盛时，寺僧多达千余从，活佛众多，仅《巡多政教史》列名的该寺活佛府邸达25座之多，最出名的为德央仓、伟士仓（亦译作贝斯仓）、堪布仓和夏玛尔仓，为该寺四大活佛，另有桑堪仓、夏日东仓、宗困仓、齐合夏茸仓，角毛日西仓、多雪仓、错尕夏茸仓、西毛才让仓、云刚仓、扎哇仓、项欠仓等。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十月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秋，青海佑宁寺大活佛、却藏寺寺主第三世却藏·阿旺图登旺秋（公元1725－1796年）出任夏琼　寺第三十九任法台。任职期间，却藏活佛捐赠四千余两建该寺具有128根大柱的大经堂，并建成却藏活佛院。自此，历辈却藏活华为夏琼寺寺主，夏琼寺成为佑宁寺的属寺之一。香火庄有原当地藏族的扎十部落、安达恰罕八部落等，这是夏琼寺寺院经济的主要支柱。

　　夏琼寺在历史上讲学经论之风很盛，曾出许多精通显密、有佛学造诣的高僧。拉萨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是格鲁派的根本道场，该寺总法台，藏族称“甘丹赤巴”，是格鲁派的最高僧职，从最有佛学造成诣的高僧中选任。不少出身于夏琼寺的学僧，因戒行严谨、博通显密，最后登上“甘丹赤巴”宝座，成为　达赖喇嘛的经师。其中，出身于化隆尕毛甫地方的阿旺却丹（公元1677－1751年），曾任西藏阿里托林寺及下密辽堪面，从公元1739年起任第五十四任甘西藏赤巴7年，是七世达赖喇嘛和三世章嘉国师若贝多杰的根本上师，清廷授封他为“阿齐图诺们罕”，是为第五世执振活佛；出生于夏琼寺附近早年在夏琼寺出家学经的阿旺曲扎（公元1701－1778年），曾任拉萨下密院和甘丹寺相孜扎仓堪布，公元1764年任第五十八任甘丹赤巴，为八世达赖喇嘛坚贝嘉措的经师；阿旺曲扎的外甥阿旺年智（公元1746－1824年），亦初学经于夏琼寺，18岁入藏，曾任拉萨下密院、阿里托林寺、甘丹寺相孜扎仓等之堪布，公元1807年继根敦崔臣之后任甘丹寺第六十六任法台7年，为第九、第十世达赖喇嘛的经师；阿旺年智的第二代转达世阿旺丹增却智（公元1826－1887年）、第三代转达世阿旺嘉措（公元1887－1958年），均和阿旺年智同乡，是夏琼寺附近参让地方人，都有佛学造诣。此外，出生于依赛地方的金巴嘉措曾任第四十六任甘丹赤巴，还有那嘉寺寺主阿旺宗哲等，都是初在夏琼寺学经后来成名的出名人物。

　　夏琼　寺由于历史悠久，宗喀巴大师启蒙于此，后又多出名僧，故名驰藏区，是信徒们向往的圣地，蒙藏地区前来朝拜见的络绎不绝，同时也受到蒙藏地区政教上层和中央王朝的重视和扶持。据才旦夏茸活佛的《夏琼寺志》，塔尔寺所属申中族张家村人扎巴扎西（公元1631－？年）于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农历六月初四就任夏琼　寺第二十三任法台，共任职15年，任期内，他修缮寺宇，添置佛像、卷轴画等，进一步严明寺规，并派人去西藏，向大昭寺释迦牟尼觉卧佛像、第五世达赖喇嘛、第巴桑结嘉措奉献供物布迦牟尼觉卧施。自此，第五世达赖喇嘛更重视该寺，向夏琼寺法台赐“堪布”的印信封文和全套堪布器具。同时，夏琼寺受到固始汗子孙达赖洪台吉的格外器重和支持，从而使该寺的地位更高，进一步加强了对尖扎、隆务地区的农牧业税收，增加了寺院给养。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起，第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罗桑却吉尼玛（公元1737－1802年）任夏琼寺第四十二任法台。应土观之请，乾隆皇帝于公元1788年向夏琼寺敕赐用汉、藏、蒙、满四种文字书写的“法净寺”匾额。在清代，夏琼寺和青海其它主要寺院一样，僧人的衣单口粮由地方官管理，在各地番粮内支给。长白文孚《青海事宜节略》称夏琼寺为沙冲寺，属巴燕格厅管辖。《西宁府续志》载，巴燕格厅所负责从应喇嘛衣单口粮有寺院为夏琼寺和今乐都县南山的药草台寺，“共喇嘛三百六十二名，每名岁支衣单口粮一石六斗或一石七升二合一勺不等，共支仓斗粮四百六十一石九斗九升八合九勺。”夏琼寺以此为荣，认为朝廷每年拨专款供养是寺院　位的象征，这些都有有力地促进了夏琼　寺的发展。但该寺由于边远偏僻，交通不便，甚至饮水、烧柴等都很困难，因此历史上一直是宗教中心，未能成为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据公元1954年的统计资料，夏琼寺有大小建筑群27个，佛殿、僧舍等共9000余间，寺内设有显宗、密宗、时轮、医明（或云医明兼时轮）四大经院，全寺有僧侣880名、大小活佛19位。主要建筑有灵塔殿（亦称大金瓦殿，藏语称赛东）、文殊殿（亦称小金瓦殿，藏语称阿拉巴扎，下同）、弥勒殿（贤康）、释迦华殿（觉康）、马头明王殿（旦正拉康）、弥勒望河殿（贤巴曲夏）、金刚持殿（多杰强）、大神殿（拉康钦莫）、狮子吼佛殿（僧格扎）、龙王殿（鲁加麻只哇）、鼓楼（纳恒）、大经殿（支尖东红）、三世佛殿（曼巴东红）、印经院（华康）、焚香殿（森悉康）、供房（雄康）、大厨房（加索康）、辩经院（却拉）等，活佛拉让7座，即却藏拉让、堪布拉让、德央拉让、伟士拉让、多哇拉让、哈雪拉让和夏玛尔拉让。其中哈雪指甘肃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夏玛尔活佛常住支扎寺。夏琼寺所辖寺院，《安多政教史》载有20多座，才旦夏茸的《夏琼寺志》云25座，主要颁在今化隆县的西半部，即今支扎寺、雄先寺、卡夏德寺、赛康静房、才毛吉静房、达东尕布寺、东冲寺、甲玉寺、德加寺、知乎隆寺、尕若洞寺、尖扎嘛叫经堂、科才卡昂寺、安达其哈卡昂寺、贡依寺、文卜具卡昂寺、卡岗寺、敦卜列寺、尕加智康寺、那加寺、塘才噶尔寺、多达寺、麻达寺、乙什扎寺。以上属寺中，支扎、查甫地区的寺院称库上部属寺，扎巴、德加、昂思多、二塘、群科、沙连堡、德恒辉、加合、石大仓等地的寺院，称为下部属寺。《夏琼寺志》亦云，今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的白马寺（藏语称郭密却什典格寺）、化隆县德恒隆乡的若索寺、甘都镇的东麻囊寺、海西都兰县的香日德寺等原为夏琼寺属寺，后献白马寺给却藏活佛，献若索寺给拉莫德千寺的直干仓活佛，献东麻囊寺给拉卜楞寺的第二世嘉木样活佛。香日德寺最初由六世班赐给夏琼寺，后因路途遥远，夏琼寺复献给班禅大师，通称香日德班禅行辕。以上各寺，仍与夏琼　寺保持着密切的宗教联系。夏琼寺原有曲结顿珠仁钦灵塔、用佛祖和阿底峡尊者遗骨舍利装藏的洛格夏惹观音像、宗喀巴大师的镏金铜像、用金汁书写的藏文《甘珠尔》大藏经等许多珍贵文物，现重建有砖木结构的经堂、佛殿11座，主要有灵塔殿、文殊殿、三世佛殿、大神殿、密宗院经堂、时轮兼医明院经堂和全寺性的大经堂等，主供有曲结顿珠仁钦灵塔和宗喀巴、释迦牟尼佛、弥勒佛等的药泥塑像。现全寺有僧350余人，一切宗教活动由却藏和夏日东活佛主持。夏日东活佛，法名罗桑雪珠嘉措，现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和青海民族学院教授、化隆县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此外，尚有多哇干巴、多哇夏茸、格谢、堪布、东明等5位活佛，共同协商管理寺院事务。

　　作为青海早期噶丹派寺院的夏卜浪和昂拉赛康寺，后亦成为格鲁派寺院。夏卜浪寺藏语全称“夏卜浪寺彭措青培林”，意为“夏卜浪圆满弘法洲”，位于同仁县治隆务镇西北10公里处，在今年都乎乡的夏卜浪村。曲结顿珠仁钦在夏琼　寺剃度宗喀巴出家后，曾一度携家宗喀巴回夏卜浪寺居住，并筑一土塔，内装宗喀巴补充剃度时的头发、衣物等。清同治年间，曲结顿珠仁钦所建夏卜浪古寺毁于兵，后由叶什姜寺寺主大叶什姜活佛加央蜀哲的弟子加央扎巴（公元？－1753年，通称小叶什姜活佛）的第五代转达世阿旺罗桑丹增坚赞于夏卜浪村所在的西山重建，公元20世纪30年代，因马步芳政府开采铅矿，由第六世小叶什姜活佛噶桑　丹贝坚赞（公元1882－？年）又将该寺迁回顿珠仁钦初建处，建成经堂、囊欠、印经院等，六世小叶什姜曾被九世班禅大师封为“堪布华旦诺们汗”，赐盖有藏汉两文印章的黄绸封诰（现存该寺）。自此，小叶什姜活佛亦称“堪布仓”。堪布仓在今循化县的文都寺和贵德县的岗察寺建有堪布仓府邸（囊欠），尤其在文都寺位居第二，最为富有，公元20世纪50年代有囊房198间、大小管家2人、羊1500多只、牛400多头、马100多匹。该囊亦与甘南拉眩楞等寺关系密切。六世小叶什姜是今循化县道帏乡哇村人，他将该夏卜浪寺高僧洛桑尖措（公元1916－1981年）封为夏荣仓活佛，从而产生一个新的转达世活佛系统。洛桑尖措，亦循化道帏人，常住夏卜浪寺，管理寺务，小叶什姜佛多居循化文都寺堪布仓囊欠。夏卜浪寺在公元20世纪50年代有僧130人，主要建筑为一座56间的大经堂和两院活佛囊欠，僧房38院540间。现有僧45人，由寺主等七世小叶什姜（即堪布仓）活佛主持寺务。七世小叶什姜，法名噶藏丹贝坚赞，俗名公保，公元1953年生，亦循化道貌岸然帏人。

　　昂拉赛马康寺，位于尖扎县治马克唐镇南约12公里处，在今昂拉乡西北隅，地处黄河谷地，气候温和，是以农为主的小块农业区。《夏琼寺志》载：曲结顿珠钍钦在故乡建成夏卜浪寺后，为寻找更理想的建寺地址，来到昂拉夺方，以顿珠僧格为施主，建成昂拉赛康寺。当时建成殿堂，内塑三世佛、佛陀及其八大近侍弟子、青面不动金刚、马首金刚等像，以丹坚为护法，顿珠仁钦亲自用自己的鼻血绘出护法身像。藏语“赛康”，意为金殿。当地传说，昂拉赛马康寺的主要施主顿珠僧格于隆务峡知买地方牧羊，拾零至一根金条，以此为基金建寺，故名“赛马康”。该寺古建筑（是否为元代建筑待考）保存完好。全寺为一方形　落，占地3.7亩。院内殿堂两座，青瓦红墙，古朴典雅，具藏汉合璧风格。院中有俄博1座，满插幡杆世箭，平时只有庙祝（现有2僧）守护，负责点灯、清扫等事宜。派属模糊，又为其特点之一。该寺是所在地昂拉庄信教群众共同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因由宗喀巴之师所建，理应为格鲁派。但它又是原昂拉部落宁玛派在家居士集中活动的地方，其护法丹坚，全称“丹坚多杰勒巴”，是宁玛派的著名护法神，故又有浓厚的宁玛派特色，类似于宁天天派的俄康（真言堂），但又不是俄康，昂拉部落是尖扎县境内原来唯心史观一的千户部落，人数最多，据公元1956年统计数，共有1269户，6043人，俗有“昂拉八庄”之称，其八庄是昂拉、雷松、措玉、能科、当索、雷什刚、尖扎滩和羊直。八庄之庄，非一般村庄，而是指小部落，相当于百户部落。尖扎滩和羊直二庄，心牧为主，而是指小部东和，其余六庄以农为主。各庄又下辖若干“德哇”，基中昂拉庄最大，俗有“三百户”之说，公元1952年统计有178户，1193人，下辖尖巴昂、牙那洞、东加、合金加、格尔、洛合仙、牙子盖、佐加、如什旗、尕敦、日扎、拉莫等12个德哇。原昂拉部落所辖八庄地区群众以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仰为主，有少量信仰宁玛派的在家居士，俗称“宦”，约数十人，定时在昂拉赛康寺集会活动。正由于此，有些著作将昂拉赛康寺归类为宁玛派寺院（详见《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明鉴》）。在青海，特别是东部河湟流域，有许多类似于昂拉赛康的藏传佛堂、神殿，多称之为“拉康”，总属于藏传佛教，至于细分其派属并无实际意义。

 

第六章       明代以来格鲁派的弘传

 

第一节       宗喀巴大师和格鲁派的创立

 

　　格鲁派由宗喀巴大师创立于明永乐年间，是藏传佛教中最后创立、影响最大的一个教派。藏语“格鲁”，意为“善规”，以该派倡导僧人严守戒律而得名，亦云格鲁派为“甘丹寺派”的藏语音转，或称“新噶丹派”，史载公元10世纪末，卢梅从安多返回西藏后弘佛教，临行前，喇勤·贡巴饶赛将自已戴过的一顶黄帽赠送给他，并嘱之曰：“汝戴此帽，常保正念”。因此之故，后来藏地持律大德，均戴黄帽。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也用黄颜色的帽子人微言轻戒法重兴的象征，并成为自派的标志。因此，对格鲁派又俗称“黄帽派”或“黄教”。又因该派最后新创立，为与原来的各派相区别，有时也称“萨玛巴”，意为新派。格鲁派由宗喀巴大师创立。宗喀巴，法名罗桑　扎巴（安多藏语读音为罗桑智化），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诞生于青海宗喀地方（今湟中县鲁沙尔镇鲁沙塔尔寺所在地），弟兄6人，排行第四，家族麦姓，土观·却吉尼玛《塔尔寺志》称其为“卫藏十八大姓之一”。其父鲁本格，任称作“达鲁花赤”的地方官员，生母香萨阿切，均为当地藏族。大师的出生地，总名“宗喀”。青海藏学专家吴均先生认为，宗喀是藏区三高地之一，是湟水、洮水流入黄河的这一地区的总名，它东起白塔寺（今甘肃刘家峡水库）、炳灵寺，西接尕麦（今青海湖、海南等地），狭义的宗喀是泊水（藏名宗曲）之滨，宗喀巴是格鲁派的开山祖师，人们为了尊称他，不呼其名，而以他的家乡地名为他的虽名称之，但不应把宗喀局限于湟水流域，将宗喀巴理解为“湟水滨人”。宗喀巴降生后，正在附近曲噶尔静房修持的曲结顿珠仁钦大师亲往祝贺，善结法缘。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澌知佛若贝多杰（公元1340－1380年）受元顺帝召请，从西藏进京签字经青海，驻锡今平安县的夏宗寺。宗喀巴时年3岁，由其父带到夏宗寺，拜见见若贝多档，受近事戒，取名衮噶宁布（庆喜藏），正式皈依佛教。不久，往今化隆县夏琼寺，拜曲结顿珠仁钦（公元1309－1385年）为师，习读藏文佛语，6岁受密法灌顶，妈［秘号敦悦多杰（不空金刚），7岁时，于夏琼寺顿珠仁钦座前正式削发出家，并受沙弥戒，取法名罗桑　扎巴。自此于夏琼寺师事顿珠仁钦，受学显密诸法9年，在文化知识和佛学方面找下了坚实的基础。明洪武五年（公元1374年），宗喀巴年16岁，奉师合往卫藏学法。翌年，入聂塘代瓦金寺，师事扎西僧格、格贡巴·益希僧格（该寺座主）、云丹嘉措、邬金巴等，学习“慈氏五论”等显宗经典两年。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首次参加桑浦寺辩场，游学后藏夏鲁、萨迦、那塘诸寺，广参名师，受学般若、俱舍诸学要典并于尼宁寺初次宣讲《阿毗达磨杂集论》，声名渐著。次往孜钦寺，拜见会当时萨迦派高僧仁达瓦·循奴罗哲（公元1352－1416年），听其讲授《俱舍论》、《入中论》等，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往觉摩隆寺，从堪布噶玉哇罗萨求学律经诸论。第二年，复往萨迦寺，听仁达瓦讲授萨迦派的《道果论》、《喜金刚经》等，并学了因明、律学和密教方面的许多论典。此后，又游学昂仁、那塘、区寺、桑浦、泽当等前后藏诸寺，师事多师，学习各派法要和显密经籍。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宗喀巴时年25岁，在雅隆地区的南杰拉康寺从楚臣仁钦受双丘戒，标志着他已完成佛教显宗经典的全部学习教程。然而他学修更加勤奋，继续投师求教，曾向邬玛巴·宗哲僧格学习中观学和密宗教义，向布顿大师的高足曲吉贝哇求教《时轮经大疏》和六支瑜伽修持法等。34岁后，他发心广学一切密乘教典，钻研无上瑜伽部的集密、胜乐、时轮诸法，博览大日如来等行部密法、十一面观音和阿弥陀等事部密法，对于各种宇航局修方法及坛场的绘制、舞姿、坛赞、坛赞、坛轨、具结手印之法等均悉心研究。在此基础上择地专修，以求实证，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他携徒在奥喀曲垄地方苦修，有关传记说他“忏悔叩拜，指端俱裂，磨拭盘坛，腕部全损”，足见其苦修的精进和毅力。经过长期的修学，他终于博通显密，成为一代名僧。他多次参加西藏的各种法会辩场院，或讲授经论，或立宗答辩，盛名遐迩。他不但通达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等，颇有造诣，且广求多闻各派典籍，对萨迦派的道果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那若六法等均作过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至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宗喀巴又从噶丹派的教授派传人南喀坚赞、教典派传兴曲圆圈桑　布等学习噶丹派教度，苦读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及其务种释本，学习噶丹派的《圣教次第论》，以及佛护的《中论释》等，全面继承由阿底责所传述的龙树的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缘起性空思想，抉择月称的中观应成派与清辨的中观自续派的差别要义。在此基础上，他发展噶丹派教义，以中观为正宗，月称为依止，以噶丹派教义为立说之本，综合大小乘各派显密教法，结合自己的见解，以实践和修证为主，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与此同时，宗喀巴巴开始了大量的宗教社会活动。他自受比丘戒后，开始讲经收徒，先后在各地讲授慈氏五论、龙树的中观理聚六论以及《释量论》、《俱舍论》、《律经》等，讲经释论，均提要钩玄，抉择精确。宗喀巴成名后，面对当时律师戒涣散、日益式微的西藏佛教，立志起衰救敝，锐意改革。大约从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开始，他改戴黄色桃形佃帽，表示继承和严格遵行喀且班钦·释迦室利所传印度派佛教说一切有部律戒的决心，提倡僧人应严守戒律，过严格的宗教生活，认为戒律为佛教之本，滑戒律则无佛教。他向弟了和信徒授法，常以树根喻戒律，说明根深才能叶茂，守戒方能兴佛的道理，自己一切言行、衣食行住，皆依律而行，以身作则。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他应邀参加艾寺的坐夏法会，为僧众讲授《律经》，曾与仁达瓦、译师加却贝桑等商议制定切实可行的寺规戒条，明确提出整饬僧众、重振佛教的主张。在学经和修行次第方面，他认为佛教正法，不外教证两种，一切“教”提正法，尽摄于经、律、论三藏，而一切“证”的正法，则摄于戒、定、慧三学之中。因此，主张僧人应广学三藏，全修三学。在学修次第上，主张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先显后密，显密双修，反对视显密为水火、二者不相容的现象，规定出一整套严格而井然有序的学经修习制度。在寺院管理方面，主张寺院的学经组织主经济组织必须分开，管理实行“委员制”，摆脱单一的世俗农奴主对寺院经济的操纵，改变以往各满腔热情只和单一地的世俗势力结合的局限，广泛地与各个地方封建势力建立联系，争取整个封建农奴主阶级对佛教的支持，这一切，对于宗喀巴汉时的宗教改革活动和后来格鲁派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宗喀巴人微言轻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大量的佛事活动是他宗教生活和宗教改革活动的重要内容，宗喀巴一生的佛事很多，据周加巷所著《至尊上师宗喀巴传》，公认的有生平“四大佛事”，第一事是修复奥喀宗其寺。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春，宗喀巴朝拜宗其寺，见该寺奉扫乏人，殿堂颓坏，壁画脱落，佛像被尘埃覆盖，鸟粪坌污，遂决意复修。经他活动劝化，得到　奥喀宗本达孜哇的支持，将经堂墙壁、顶盖、门面等修缮一新，并与弟子11人化缘集资，寻求画师，将壁画重新描绘。维修完备，主持进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第二事是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春，宗喀巴应邀前往聂地的岗琼，为当地僧俗讲经，他动员听经者制作称作“擦擦”的泥制小佛像无数尊。第三事即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在拉萨举办祈愿大法会。第四事是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宗喀巴集资于羊领先进寺铸造释迦佛铜你、集密32尊和胜乐62尊神像，建立金刚界大曼陀罗等。宗喀巴的这些佛事活动，表现了他对佛教的虔诚，为他在整个西藏华教界造成影响，树立威望起到了重要作用。

　　宗喀巴成名后，开始了大量的著术活动，以阐明其佛学主张。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写成《缘起颂》，诠释弥勒的《现观庄严论》，阐明他对佛教缘起性空义的见解。此后，他陆续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著，成为后来格鲁派佛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其中，《菩提道次第广论》（公元1402年成书），阐明了他在显教方面完整的思想体系；《密宗道貌岸然次第广论》（公元1406年成书），阐述对密教的见解和修习方法。此二论是格鲁派显密兼修的根本教程。此外，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所著《中论广释》、《辨了不了义论》等，辨析佛教中观、唯识二派之优劣，阐明他对中观学的基本观点；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宗喀巴审定广略本《圆满次第四瑜珈导修注解》、《集密修习法》、《集密金刚根本续》、《集密经释明灯论》等，辑成《集宇航局注注合编》，卷帙浩如烟海繁，是系统解释密乘四续的权威性著作。在戒律方面，他的《菩萨戒品释》、《事师五十颂释》、《密宗十四根本戒释》、《比丘律仪》、《沙弥律仪》等均收入其全集第一函，都是僧众应遵守的戒律和如何遵守戒律的依据。宗喀巴写作技巧娴熟，著述文义显明，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全部著述后人辑成文集传世，青海塔尔寺的藏文木刻本《宗喀巴全集》凡19函，177种。

　　宗喀巴经过长期的社会宗教活动，终于形成一代宗风，为创立格鲁派奠定了基础，同时其改革活动得到西藏帕竹地方政权的支持，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正月，在被明朝册封为阐化王的扎巴坚赞等人的资助下，宗喀巴于拉萨大昭寺发起纪念秋迦牟尼的祈愿大法会。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宣扬佛教的活动，有来自各地的8000多名僧人参加，标志着由他创立的格便派正式形成。法会结束后，宗喀巴派弟子达玛仁钦等前往拉萨东今达孜县境的旺古山兴建甘丹寺，成为格鲁派的根本道场（祖庭）。宗喀巴盛名遐迩，引起明王朝的高度重视，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和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明朝皇帝两次派人携带诏书和礼品，至西藏迎请宗喀巴进京，宗喀巴因忙于创教活动，上表婉辞，派遣弟子释迦也失于永乐十三年代表他进京，永乐皇帝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后来又加封为“大慈法王”，从而使格鲁派与明王朝廷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起，宗喀巴弟子绛央曲杰扎西贝丹（公元1379－1449年）奉师命在内邬宗本南喀桑布的资助下，在拉萨西郊兴建哲蚌寺，翌年建成经堂、宇航局院和僧舍，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到十七年，释迦也失利用明王朝的大批赐物，也于拉萨北郊兴建了色拉寺，宗喀巴先后去二寺开光。至此，拉萨三大寺相继落成，成为后来格鲁派六大丛林的中心寺院，甘丹寺建成后，宗喀巴为甘丹寺座主，常住该寺，专事写作，间或往赴各寺讲经，宣传自派教义，参加各种宗教活动。甘丹寺作为格鲁派根本道场，其座主称之为“甘丹赤巴”是格鲁派的最高僧职，享有殊荣，记泺十七年（公元1419年）藏历十月下旬，宗喀巴大师染疾。二十三日，向弟子达玛仁钦赐衣帽，委为第二任甘丹赤巴，人作为格鲁派代理人，故称之为“贾曹杰”。同年十月二十五日晨，宗喀巴大师于甘丹寺圆寂，终年63岁。次年由信徒造成其肉身舍利灵塔，供放于甘丹寺。后来，在整个藏区宗喀巴大师被尊为“第二佛陀”、“文殊再世”，受到藏传佛教各派信徒的普遍敬仰，以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忌辰为燃灯节，家家户户入格鲁派各寺院均点灯纪念。

　　宗喀巴大师一生讲经说法，广收门徒，弟子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贡曹杰·达玛仁钦（甘丹寺建立者、第二任甘丹赤巴）、克珠杰·格勒贝桑（江孜白居寺倡建者、第三任甘丹赤巴、后世追认为第一世班禅），与宗喀巴同称“师徒三尊”；根敦朱巴（扎什伦岂有此布寺的创建者，后世追认为第一世达赖）、绛央曲杰扎西贝丹（哲蚌寺建立者）、大慈法王释迦也失（色拉寺建立者）、持律师扎巴坚赞（与达玛仁钦同称三大上首弟子，共建甘丹寺）等。

　　宗喀巴大师是一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经他努力，我国藏区佛学具有完整系统的见解，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整饬戒律，严密学佛次第和规则，简除各派恶风，倡导泞研教理，凡有志复兴佛教者，无不风从云集。因此，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赢得出广大信徒工的热忱，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自甘丹寺之后，西藏的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上下密院，青海的塔尔寺、佑宁寺、广惠寺、德千寺、东科寺，甘肃的拉卜楞寺，四川的理塘寺，云南的德钦松先林寺等格鲁派大寺相继建成，其中，西藏的甘丹寺、哲蚌寺、钯拉寺和扎什布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总称为格鲁派六大寺院，西藏拉萨的上下密院是该派弘扬密宗的主要道场。格鲁派崛起后，还迅速传播不广大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民族地区和部分汉族　地区，对这些民族和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有过很大影响，同时对于藏区的其它各宗派，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清代以来，该派在西藏的达赖、班禅，在内蒙古的间嘉，在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等活佛转世系统，成为最有权威的宗教领袖，格鲁派发展成一个以寺院经济为基础的集团势力，寺院遍布广大藏、蒙、土、裕固族等民族地区和北京、五台山等地，成为国内藏传佛教中最有影响的派别。格钽派还以学风蔚然、博采众长闻名于世，从其创始人宗喀巴学经时候起，就注意吸收各派教义之长，如噶丹派所属菩抻道貌岸然次和菩担心教授，萨迦派亿传胜乐、喜金刚修法，噶举派的空乐大手印法、那若六法、尼古六法等，在格鲁派中无不包容。此外，格鲁派僧人还十分注重藏文文法、修辞、藻词、工巧、医学、星相历算等传统五明文化的学习，各寺都有一套较严格的学经修习制度和寺院管理制度。格鲁派如前所说，认为如来正法，不外教、证二门，一切“教”的正法，摄在经、律、论三藏之中；一切“证”的正法，摄在戒、定、慧三学之中，因此，该派提倡广学三藏，全修三学，通过多闻深思和认真修持，通达慧学，从而使教证圆满。该派在见、修、行方面，绍继阿底峡西半球者所传楷树的中观思想，以自性空和缘起有为正见，认为一切法皆待缘而起，又都空无自性，即一切法世俗谛有、胜义谛无；在修习上，止观兼生，二者互补，而不偏执一端，具体修习方法有观察修、止住修、轮次修等；关于戒行，认为戒律为佛教之本，重视一切微细戒法，以身作则，依律而行。该派对显密二宗的关系，强调显密兼修和先显后密的次第。在四部密宗的灌顶、近修等方面，均以历代相承的教授为依据，有详细阐述。

 

第二节       格鲁派在青海的早期传播

 

　　格鲁派要求僧人严守戒律，严格寺规和学经制度，在学修原则上，改变以往显密兼修，不偏一方，严格次第。同时，打破教派与地区界限，与各地区不同领主和各教派广泛联系，变大批噶丹派寺院为格鲁派寺院。宗喀巴在这些宗教改革措施表现出旺盛的活动能力，赢得了人们对宗教的热忱，使用权格鲁派迅速发展，传播到广大藏区。宗喀巴早在创立教派时期，就已注意到把自派传播到自己的故乡青海藏区。《安多政教史》中记载，早在公元15世纪初，宗喀巴弟子东宗喜饶坚先建成青海边都寺，并云时在西藏甘丹寺创建前的藏历水马年，即明惠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边都寺即今循化县广都寺，前文已述早期为萨迦派寺院，明建文四年形成为正规的格鲁派寺院，比作为格鲁派凶立标志的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正月举办的拉萨祈愿大法会和甘丹寺的修建早7年。《安多政教史》中还说，宗喀巴大师的另一弟子绛喇嘛却吉加保曾任明朝益旺王（音译，待考）的帝师，长期传教活动于甘青藏区，建成卡地喀寺等5座寺院，并云绛喇嘛却吉加保在凉州（甘肃张掖）地方还修建了几座寺院，曾为西藏的宗摩蔡寺奠过基，后来国王去世，他被一些不信佛的大臣用兵器砍死，宗喀巴大师曾写两次书信，高度赞誉他弘法业绩，说他“恪守能仁之律议，兴建弘法之基地，五大阿练若道貌岸然场，彼师善妙创建起”，称他是“护持正法贤佛子，贡巴饶赛之高徒”、“广袤安多大地域，人天最佳之福田”。该书还讲宗喀巴大在这两封书信被收入《宗喀巴大师全集》的《散简集》中，看来真实不虚，书中所云绛喇嘛却吉加保曾任明朝帝师事，尚有疑团，明朝滑封藏传佛教喇嘛为帝师的制度，故可能根据流传记载，无可信的依据，但《安多政教史》云绛喇嘛却吉加保是宗喀观点大师作为“人主顶饰庄严”的两位帝师弟子之一，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在记述宗喀巴生平时说宗喀巴有三位作为慈法王释迦也失、由汉地益旺王奉为帝师的张达玛和帝师朵麦巴·勒能上桑　布。这里，绛喇嘛却吉加保被记为绛达到一，县亦有帝师之说，看来这里的“帝师”，其含义是“被皇帝奉为上师”，与元朝封的帝师不尽相同。《安多政教史》在记述卡地喀寺的兴建史时引用了一条当地的口碑资料：国师索南桑　布带着一蝤　具有灵异神国力的释迦佛像来此寻找建寺地址，一日下了一场大雪，见雪地上有小孩足迹，沿迹寻去，发现一株旃檀树，树梢上有只乌鸦在鸣叫，声音悦耳，似在说“应这里修建经堂寺院”，并且乌鸦口水下垂，犹如金钱，成悬彩、佛幡状。索南桑布见之，唯心论　为吉兆，前在此建成寺，命名为“卡地喀寺”，意为“乌鸦嘴寺”。以后依次由索南僧格、班觉桑　布、索南仁钦、索南华桑、索赔南敦珠等上师管理这座寺院，寺蛤保存有历代皇帝的封诰　和石碑。第巴桑　经结喜措的《黄琉璃》在讲卡地喀寺的兴建中锂又说：“汉皇胡玛吾碌曾封存促钦强为大国师并赐捃建寺地址。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曾到该处加被寺址，并给依怙殿做开光仪轨，指示索南则摩大国师，按色拉吉尊巴的教程展开讲辩闻听”引文中的“汉皇胡玛吾碌”与前面提到的“益旺王”，可能均指明朝一皇帝或同一个人，但其正式名号待考。按以上各种引文资料，卡地喀寺的创建者，有绛喇嘛却吉加保、绛达玛、索南桑布、仲钦曲结、南南则摩等5种说法，但有一共同点，即创建者可能是宗喀巴弟子，经法高深，被明朝皇帝替为上师或封为国师，约于明永乐年间建成卡地喀寺。

　　卡地喀寺位于今青海民和县甘沟乡的静宁村，故清代有关汉文文献称之为“静宁寺”，是今工和县境内较大的一座可知鲁派寺院，该寺鼎盛于清代，传有大小殿堂13座，寺僧数丰人（康敷所纂《青海记》称当时有僧侣93人，《西宁府续志》、《循化志》等中未载人数）。公元1958年有僧37人，现有19人，主要以土族和藏族为僧源。曾下辖今民和县境内的卧佛寺、乔家寺、峨尔哇寺，化隆县境内的塔加寺、白家寺以及甘肃凉州地区的六座寺院。清同治年间毁于兵火，后由寺主辛家活佛从蒙古族地区募化布施重修，有大小经堂、护法殿、鼓楼、客房、茶房、僧舍等267间。该寺原藏有丰富文物，据公元1958年统计，有大小佛像53尊、佛经典籍130部、宗教用品法器2000余件，另有鎏金梵塔、宝瓶、铜花等。原法会上展佛用的堆栈绣佛像长86尺、宽55尺，名冠藏区。特别是尚存有宗喀巴大师像一幅，为门户侍手主供像。此像系布面卷轴画，长2就，宽1.5尺，是以宗喀巴大师弟子为陪衬的大师全身像，传说明永乐年间，当地商人诺尔布桑保去西藏面晤大师。返回时，大师以自己鼻自搀合其他颜料绘成此像，让他带给母亲香萨阿切。商人自觉此像非同寻常，另绘一幅交给大师母亲，后供于塔尔地南非将大师所绘之像带回故乡，供于卡地喀寺，以此缘由，卡地喀寺蜚声藏区，以至西藏人对去拉萨朝拜的安多藏、土族群众有“不拜卡地喀，何来三大寺”之说，历史上，西藏、蒙古等地重要宗教人物凡业安多地区，一般都去卡地喀寺巡礼朝拜，明万历年间，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来青海传教，曾亲临此寺，卡地喀寺西南隅今民和县杏儿乡境内的峨尔哇村，相传当年是成化年间在这里建成峨尔哇寺，受卡地客寺管辖，现有僧14人。

　　绛喇嘛所建5座寺院，除卡地喀寺外，其它四座寺院在《安多政教史》中没有列名，只提到宗喀巴写信给绛绛喇嘛，指示他“对建立的五伽蓝，须根据其性质和纯正的教典，建立闻思制度，使用权之增盛发展。”按藏传佛教规制，在般佛堂，并无闻思制度，景有严格绛喇嘛早期所建五座格鲁派寺院规模不小，至少是有讲修制度的正规寺院。

　　宗喀巴大师在西藏成名后，声誉日隆，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明朝曾派出由四大臣组成的一个使团到拉萨，邀请宗喀巴到内地。嗣后，又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永乐帝再次遣使来请。当时，宗喀巴忙于宗教改革和创教活动，同时他淡泊名利，表现出“天人师”的境界，先后两次谢绝永乐帝的召请，而派其弟子释迦也失代替他到北京，释迦也失（公元1352－1435年），西藏拉萨东郊采贡塘地方人，自幼出家为僧，开资聪慧　，能博通显密，佛法精深。约在蛤永乐十二年，释迦也失代表宗喀巴大师，取道貌岸然青海去京，他一路上广泛传播格鲁派教义，至达内地，正值皇帝身染重病，他“设法施治，并予灌顶，帝即痊愈”。后于山西五台山建佛殿6座，在京城御花园侧建法渊寺，“广衍黄教修行之法”。永乐十三年四月，永乐帝敕封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庆、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给印诰。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释迦也失返藏前，永乐皇帝再赐佛像、佛经、佛塔和蟒缎等物。释加也失回到西藏后，遵宗喀巴大师之命，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在拉萨北郊建煞费苦心拉寺，相传寺中所塑16尊者像，是以释迦也失从内地请来的白旃檀木十六罗汉介装藏的，寺内还供有从内地请来的金字《大藏经》，以及当年明成祖遣杨三保赴藏所赐赠的佛像、法器、袈裟等物。色拉寺建成后，释迦也失任首任堪布，主持寺务。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他传达室位于法王达杰桑布，自己不顾年迈和路途艰险，再次跋山涉水往京城觐见明朝皇帝，驻锡法渊寺。宣德帝命成国公朱勇和礼部尚书胡持节册封他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循化厅志》作“宏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简称“大慈法王”，藏语作“绛钦曲结”，是为以后对他的通称。释迦也失第二次去北京，途经今青海民和县转道貌岸乡的宗摩卡地方，授记弟子释迦崔臣在此建一寺院，取名丹曲塔尔林寺，意为“圣法解脱洲”。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释加也失在京圆寂，终年84岁，其弟子索南喜饶和僧格桑布等奉明宣宗之命，将释迦也失遗体送往西藏。《安多政教史》载，当灵车抵宗摩卡地方时，不能前行，遂在丹取塔尔林寺修灵塔供奉，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后来的弘化寺。

　　弘化寺，亦异写作“鸿化寺”、“宏化寺”、“红花寺”、“红华寺”等。蒇语通称“宗摩卡”，意为“犏牛城寺”。现址在今转导乡东北2公里处的红花村，古址在转导村。其遗址尚存，寺院为城堡，东西长260米，城头宽3米，高10米，城内面积约百亩，民和县转导张东北2公里处的一度高于此，此即藏语所称“宗摩卡”（犏牛城）。按上述记载，弘化寺初建于明宣德年间，扩建于正统年间。《河州志》云，大慈法王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在京圆寂，明英宗“敕建渗金铜塔，藏其佛骨。七年奉敕河州建寺，赐名鸿化，随给附近之高山穷谷，永作香火之需，设官僧五十五名”，并云其随从张星吉藏卜之徒裔，“世给国师禅师之职”。《明实录》载明英宗朱祁镇曾敕谕河州、西宁等处官员军民人等曰：“联惟佛氏之道，以空寂为空，以普度为用，西土之久，久事崇信。今以黑城子厂房地赐大慈法王秋迦也失盖造佛寺，赐名弘化，颁敕护持本寺田地山场园林财产畜之类，所在官军人等，不许侵占骚扰侮慢。若非本寺原有田地山场院等项亦不许因而侵占扰害。军民敢有不遵命者，必论之以法。”看来汉藏文记载的基本吻合，是只《河州志》所记年代略有出入。从所引两条汉文史料看，明朝对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以及供有其灵骨的弘化寺极为重视。《明史》中还记载，弘化寺僧人与明廷联系密切，常派员赴京，“朝贡马及佛像等物”，朝廷回“赐彩段钞锭有差”。明成化年间，因弘化寺大慈爱法王塔院岁久损坏，明宪宗应崇化大应法王札实［巴］奏请，敕镇守等官按西宁卫瞿昙寺制修筑城堡。

　　关于明朝派使召请宗喀巴和大慈法王赴京的年代，各种书籍说法不一，兹列表如下：

　　书　　　名　明朝召请宗喀巴使团　释迦也失去京

　　首批来藏　第二批来藏　第一次去京　第二次去京

　　杨贵明等《藏传佛教高僧传略》　公元1409年　公元1414年　公元1414年去京，次年4月受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　公元1421赴京，随后封为“大慈法王”

　　上表中，释迦也失第一次去京的时间基本一致，约在蛤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年底，受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的时间约在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第二次去京的时间说法多不明确，但均说于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封为“大慈法王”，并据藏史释迦也失于牛再次进京说，可能于宣德八年（即藏历水牛年、公元1433年）第二次进京。若于藏历金牛年进说，则为永乐十九的（公元1421年）。按此，则至公元1435年释迦也失圆寂，他在内地活动近16年。此外，释迦也失圆寂情况亦说法不一。《安多政教史》、《循化厅志》等说在京圆寂，遗体运回；其它书则说从京城返藏透经青海宗摩卡时病故。因缺乏原始资料，尚不能更准确说明。总之，弘化寺约建于明永乐或宣德年间，则无疑义。

　　弘化寺原为当地弘化族寺院，主体建筑有四大金刚殿、太子佛大殿、都纲尚书院等。《河州志》载弘化寺在清代有佃55人，香火地百顷余，建筑壮丽，金碧交辉，有官军55名守护，张星吉藏卜赐以艺袭都纲，总理政教事宜。其都纲一职，历代由张家长子继承。该家族占有耕地2000余亩，分布在今工和县的马营、转达导及甘肃永靖县孔家寺带，一直延续到公元20世纪中叶。该寺于清同治年间焚毁，后重建，规模不如从前。公元1958年有僧18人。现有6人主要建筑为经堂和活佛囊欠，规模不大。寺藏有明廷给该寺太子佛的辊钿床、“都纲之印”、写有“永垂福庇”字样的木匾以及明代的经板、大子佛骨等文物。《循化厅志》云：“河州口内外寺院多属番僧，当时所收番粮，即为斋僧灾害用，各照度牒名数分领口粮、衣单，由厅给者凡二十一处。”当时，弘化寺即属河州口内外寺院，附近藏族称之为“弘化族　”（或作鸿化族），僧源以藏族为主，近代民族成份变化甚大，活佛多为汉族世纪。如年代有活佛1人，名米尕藏，公元1916年生；现住寺活佛米泰公元1939年生，甘肃永靖县段岭乡人，均为汉族。

　　今民和县巴营镇北山坡下的灵藏寺，亦名马营寺，古址在友情营寺尔庄，亦为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去京途经该地时所建，在蛤代住持见衰落，雍正年间革除禅师名号。《河州志》称，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有僧44人，有都纲，至康熙后期，僧人减至22人。但香粮地一直甚多，分布在今马营、转导二乡的10　多个村庄。现寺内珍藏有清代都纲印1枚。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在今年内民和地区创建格鲁汇报会寺院前后，青海东癌河湟流域还有一些他派寺院相继改宗格鲁派，如前文所述循化文都寺，于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后），由宗喀巴弟子噶希巴东宗喜饶坚赞在原有的萨迦派寺院的基础上改建为格鲁派寺院；；化隆夏琼寺由原来的噶丹派寺院变为格鲁派寺院；青海最古老的丹斗寺、白马寺等亦相继成为格鲁派寺院。这一时期，青海玉树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格鲁派寺院，主要是因宗喀巴大师及其弟子的宗教影响，由其它教派的寺院改宗而成，著名的有拉布寺、嘎拉寺等。

　　嘎拉寺全称“嘎拉德钦林”，意为“嘎拉大乐洲寺”，位于今玉树县仲达乡杂通村附近的南闸沟。始建于公元13世纪初，主直贡噶举派寺院，由直贡噶举派创始人仁钦贝（公元1143－1217后）的弟子康觉多杰宁保倡建，或云由康觉多杰宁保扩建，规模较大。公元15世纪初，宗喀巴大师成为后，向嘎拉寺活华康觉索南坚赞岁其自画像1幅，劝说改宗。康觉索南坚赞拉接受劝说，皈依宗喀巴，改嘎拉寺为格鲁派，可以说它是玉树地区最早的一座格鲁派寺院。此后，该寺以西藏色拉寺为母寺，相传还在附近格宗、森宗、达宗三沟交汇处建成纪念改宗的藏娘塔，该塔周围是当地重要的宗教活动点。公元1958年前，全寺有大小经堂、佛堂6座，僧舍416间。全碚建筑由青石板砌成，殿堂式如楼亭，塔林依山耸立，层叠险峻，坚固肃穆，佛堂内供有数百尊佛佝，多为镀金青铜像，工艺精湛。寺院亦甚富有，有耕地360亩、牛360头、羊240只。全寺僧侣200余人，活佛3人。现尚有僧100余人。该寺改宗后，一直供奉着原来所宗教派直贡噶举派的护法神阿斯秋吉卓玛的塑像，进行法事活动时所制做的施供食子“多日玛”亦为直贡噶举派的传统样式，是为该寺一大特色。

　　闰布寺，藏语全称“拉面贡噶丹多俄雪珠帕吉林”，意为“拉布寺具喜显密讲修旺洲”。位于称多县县治周均镇南20公里，在今拉布乡司通雪群沟沟口。寺院坐落在嘉日僧格昂却山山麓，南有格拉山，似白塔耸立，寺前玛嘉木拉山，状好大象。均称之为该寺神山。这里是年是一座萨迦派小寺，约寻建成于元代。明永乐年间，宗喀巴弟子代玛堪钦元登巴来这里传教，见山青水秀，风景宜人遂决意在此开辟格鲁派道貌岸场院。后在拉布头人尼玛本的协助下，于记乐十六年（公元1419年）改建原有的萨迦派小寺，成为后来的拉布寺。该寺建成后受到明王朝支持，相传代玛堪钦元登巴被明朝皇帝尊为国师，曾赐佛介和禅杖等法器。代玛堪钦很有活动能力，很快将玉树且原属萨迦派的嘎热寺和让娘寺吸收为子寺，使用权之改宗格鲁派。约在清延光年间，该寺活佛吉热多杰入京晋见清朝皇帝是到京丰厚赐赠，被任命脉为拉布族百户，管理当地政教事务。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又赐小匾1块。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清朝通过西宁办事大臣锡英再赐“普济寺”匾额。至此，拉布寺进入全盛时期，寺僧400优质产品人，下辖18座属寺，分布在今称多、平房树等县和海西的都兰县、四川的石渠县。

　　清代，拉布寺建筑宏伟，民国年间周希武（公元1885－1928年）所著《玉树调查记》称，玉树25族　寺院，以拉布寺为壮丽。该书据《游拉布寺记》，详细描述出拉布寺的景观建筑，由此亦可见玉权寺区其它寺院之建筑和崇信佛教概况，故转达录如下：

　　拉布寺在通天河东，拉布曲水之滨，西负约，东带小溪，南北长里许，东西二百步，有千佛阁，南北长二十五间，中供大小佛、菩萨三千尊，皆铜铸，鎏以金。有护法殿，中供韦陀铜像，高三丈余，穿轩（王逸《楚词注》：轩，楼版也）而立，自顶至脑在轩上，自腹至瞳在轩下。有阴司，中立泥塑胡鬼，面目狰狞，手执蒺藜、五爪、绳索之类，森然欲搏人。门楣之间，悬古甲胃、弓矢、刀剑、戈矛之属。又有一楼，高约五丈许，门楣之间，悬古甲骨文，四壁涂以丹，四面包檐这下，有棕色楼缘一层，皆攒木枝，截齐而露其端于外者；椽上有鎏金铜墙铁铜盘，四面各八枚；屋上则金顶辉煌，风铎琅（各族寺院经堂建筑之制其外表大略同此）。由正门入楼下，四壁皆供佛像，殊苦黑暗，唯心史观见错灯明灭而已。中楼有世物，金光灿烂，空轩而上，猝不放其为何物。却出，从旁小门登陆楼，至中门，朱户金锁，门匡皆金饰，入则栏　杆前横，盖楼宽五间，深五间，最中五间，无楼版，环以栏杆，有鎏金世横，盖楼宽自地上出，嵌以宝石，维也纳以色帛，塔顶以木作偃月承日状，饰以汞，楼下所见金光灿烂者，即塔之下半也，塔左右有两甬。栏　村上后，中一间环以木栅，上有一天井，以通光线，窗寮嵌以玻璃，棼下承以锦绣（仰而谛视，乃御赐衮龙黄缎袍料）。中栅有鎏金铜墙铁壁轿一，轿柱及楣牙间，比重虬龙，空转承接，张牙舞爪，中供木雕佛像一，金面金袍趺坐；轿前有香案，案上供张金几、银几、金山、银壶、铜垆、洋灯、爵之类；左右有大绣花磁瓶各四，中插石制花卉及如意、贡香之类，共值数千金。楼后楣下，通悬五色帛，织成汉字《心经》，每方二字。傍楼后墙，以木为格，中一间，供古董鲷菩萨三十六尊，左右各二间。，供金佛各五百尊楼左右墙，阁庋经卷，卷袭以色币，上充栋宇。栏杆前中一间，有铀制花门，鎏以金，中门悬大铜铖一；门前左右，有长几，几上黑暗净水、铜孟及镫、垆百余枚。几前楼版，以僧秆朝夕膜拜摩掌之故，光明浓浏，履之欲跌。其余僧徒工所居，穿廊连庑，层楼复阁，几于千门万户，不能名状云。寺有前清同治十二年，西宁办事大臣锡英所赠匾额，曰普济寺；又有御小金匾，在最暗处，仅辨同治三年数字而已。

　　拉布寺在公元20世纪50年代有殿堂13座，僧舍120院，多为楼房，共420多间，拥有土地千余亩、巴牛等牲畜近5000头（匹），且有雄厚的商业资本，全寺歌功颂共有僧侣500余人。现有大小经堂、释迦佛殿、护法殿、马首金刚殿、转达经轮房等主要建筑，并有佛塔21座，寺僧共132人。该寺原有大小活佛13名，其中地位较高的有代玛堪钦、德吉、堪钦3个转世系统。代玛堪钦系统以寺院的创建者元登巴为第一世，共传15世。其第十三世名江永洛桑嘉措，是不位很有远见的活佛，他学习北京等地街道建筑方式，在故乡改造溪水，整治河床，修筑河堤，重新规划道路和居民建筑，重修寺院围墙、山门，并从西宁、湟中驮运来树苗，在玉树、称多等地试种，使拉司通道路两旁绿树成荫。他还从北京请来工匠，就地烧制砖瓦、石灰，培养当地技术人材。在寺内，他扩建经堂，新建辩经院，创办“吉索”、“拉斯吉索”、“霍仓吉索”、“公巴逊”等4处商号，每处定员10人，往返于康藏、内地，发展商业，积累财资，在解放前很有影响。旧时，拉布寺还以活佛中选任，拉布寺还以有严密的寺院组织出名，全寺设总法台（赤哇）1名，从寺内活佛中选取任，总揽全寺政教事务。总法台与其他活佛和本部落百户、副百户组成赤哇会议，是全寺最高权力机构。下设僧官、总管家、堪布、翁则、百班（兼任百户）、血索等，分别掌管寺规的执行、经文的学习领诵及经商事宜等。全寺每扩分别于正月、二月、四月、腊月举行四次大型集会，称之为“观经会”，至今如此。

　　嘎拉寺、拉布寺等格鲁派寺院发展后，玉树地区还有一些他派寺院亦相继改宗格鲁派。今玉树县仲达乡的风拉寺，在通天河畔岗拉庄附近的昂庆山山坡上，相传900年前这里是一座禅房，后来发展成一座噶玛派寺院。该寺寺志称，西藏哲蚌寺高僧代玛堪钦元登巴建成拉布寺后，又主持了岗拉寺寺务，自此该寺演变成格鲁派寺院。今称多县拉布乡的邦布寺，亦原为噶举派寺院，后由代玛堪钦元登巴改为格鲁派寺院。今玉权县仲达乡的邦群寺亦初为本教寺，后为宁玛派寺院，约在公元15世纪，宗喀巴弟子西拉俄赛从昌寺来此传教，将另一座萨迦派寺院并入邦群寺，扩大邦硌寺规模，使用权之成为格鲁派寺院。此外，在玉树地区也有一些直接建立的格鲁派寺院。如今曲麻莱县东风乡江让沟的江让寺。据该寺寺志，约在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经来自印度的曾人杰·噶旦多功能耶直哇尊者勘定寺址，由当地僧人扎公索南巴邦建成江让寺，这是原上年措、江晒、优秀等藏族部落的主要寺院，相传达室清代最盛时有佃700余人、活佛5人。公元20世纪40年代因部落间纠纷等原因，僧人减至百余人。现仅27僧。今称多县扎朵乡我＝的色航等寺，是称多县境内的格鲁派大寺之一，亦形成于格鲁派创立时期，据我们于公元20世纪80年代末的全省藏传佛教寺院普查资料，约在明洪武三十公元1397年的，出生于今四川邓柯且牟僧人求吉元江扎巴来玉树年措（亦写作娘嗟）部落传教，将附近的元却桑底格培林寺、公青寺和噶顶拉叶则毛寺（简称拉则寺）三座寺院合并成为色航寺，本人成为该寺第一代寺主活佛，历史上，色航寺是上下年措和白日多麻族群众共同信奉的格鲁派寺院，以西藏色拉寺为母寺，下辖今玉树县的邦公寺和曲麻莱且牟夏日寺、觉东寺、巴干寺等。周希武《玉树调查记》记有喇嘛3人，僧徒340人，但据寺僧的品碑资料，公元20世纪30年代后期，寺僧增至900多人，其中来自下年措的400人、上年措的300人、白日多麻的200余人，40年代曾遭巴步芳部下洗劫，建筑被烧毁。50年代初恢复，寺僧多达650人，有嘉木更钦、拉敬、才玛、日江格庆、嘉合、杰格和旦麻江智格逊曲永等7位活佛。现有大经堂、讲经院、印经室、弥勒殿、护法殿、转经轮房以及3座活佛拉章（府邸）等建筑，有僧258人、活佛3人。设有显宗和密咒经院，采用色拉寺杰宗教程，寺僧注重学修，有严格的学经和学位制度。

　　从上述情况分析，格鲁派创立时期在青海形成的早期格鲁派寺院，主要分布在玉树地区和东部湟水流域，这与地理、交通环境密切相关。玉树地区毗连康藏，从而为一些寺院的改宗提供了条件；青海东部地区是西藏高僧取道貌岸然青海通往内地的必经之道，县气候相对温和，自然环境较优越，从而使格鲁派从这里传播开来。

 

第三节       第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的传教活动

 

　　公元15世纪初，宗喀巴大师在当时西藏帕竹政权的支持下改革西藏佛教，创立格便派之后，格鲁派不断发展，经第一、二世达赖喇嘛埋藏的弘传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寺院经济为基础的集团势力。至第三世达赖喇嘛时期，作为格鲁派政治上的支持者帕竹政权势力日衰，噶玛噶举派等其它教派与格鲁派的斗争日益加剧，近使格鲁派进一步冲破地域和民族界限录求新的支持者。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公元1543－1588年）拉萨附近今堆龙德庆县泽噶康萨贡地方人，自幼被认定为第二世达赖根礅嘉措的转世灵童，4岁被迎入哲蚌寺供养，7岁以哲蚌寺信持索南扎巴为师受沙弥戒，11岁任哲蚌寺第十二任住持。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三世达赖22岁时，以格勒巴桑为师受比丘戒，标志着他的宗教训练基本结束，从此转入以政治目的为基础的各种宗教活动，基基本特点是周游各地，宣传教义，进一步扩大影响，发展属寺和僧从，以继续增强本集团势力。他曾至扎什伦布寺和西藏山南、塔布等地讲经收秆，又任色拉寺第十三任住持。嗣后，经移牧青海的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之请，亲自来青海等地传教，使用使格鲁派进一步传播到青海等地和广大蒙古族、土族　等民族地区。

　　元朝灭亡后，退到长城以北的蒙古各部分为漠北、漠南、漠西三部。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达延汗被立为蒙古大汗，统一大漠南北，分蒙古为喀尔喀、兀良哈、鄂尔多斯、土默特、喀喇沁六个万户，由自己的子弟分别统领。达延汗在位74年，公元1483年80岁去世，以后蒙古又一度分裂。后来，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物之次子俺答（即阿勒坦，公元1507－1582年）被立为默特部首领，在蒙古诸部中势力最强，早在达延汗时，漠南、漠北与漠西蒙古之间即有矛盾，相互间曾多次争伐。俺答立为土默特部首领，在蒙古诸部中势力最强，四在达延汗时，漠南、漠北与漠西蒙古之间即有矛盾，相互间曾多次争伐。俺答立为土默特汗后，图谋复仇，虎视漠西，极力向西扩张。《蒙古源流》称他曾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行兵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席卷其地，使归治下”，进而把青海作为他向西扩张的目标。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三月，俺答汗拥众入据青海湖地区，驱逐先前因内乱左据这里的卜儿孩部。嘉靖四十年东还，留其子丙免驻守青海。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俺答汗时年67岁，再次运兵青海，《蒙古源流》称其主要目标是“行兵喀喇土伯特之地”，征服称为“黑吐蕃”的藏族各部族。俺答沣的这次军事行动波及的范围很广，有称为“锡喇”的今张掖以西的甘肃天祝和青海海北地区，有称为“喀鲁卜”的青海海南地区，还有称为“喀木”的川藏相交地带的藏区。《蒙古源流》说俺答汗从被征服的藏区找来两名叫阿里克喇嘛和固客苏噶的师的僧人，阿里史喇嘛向他解说：“轮回三恶道之苦难，超升色究竟天之善果，宜取宜舍之分界”等佛教教义。于是俺答汗“心中略萌经义”，分清取舍，改恶从善，“始念六字心咒”，这个阿哩喇嘛，疑即出身于阿力在部落的藏僧。阿力克部落是青海很出名的藏族部落，最早游牧于海南兴海的温泉一带，后移牧今同德和黄南河南县境内的黄河两岸，以后又迁回措卡，清道貌岸然光睥年间，一部分又迁到海北祁连县境内。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于公元1646年写成的《三世达赖喇嘛伟》中也说，俺答汗从铁羊年（公元1571年）开始信奉格鲁派，向到他那里的佐盖阿桑喇嘛询问西藏佛教，阿桑喇嘛向他介绍了三世达赖的身语意功德，俺答汗遂顿生勤务爷之心。而萨囊乇胡认为俺　答汗信佛，决定邀请三世达赖是他曾宜父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劝说的结果。尽管上述诸葛亮说的因素都存在，但就当时的形势分析，俺答汗改信黄教，其政治目的十分清楚的，当他武力控制了青海广大藏区后，为了立脚步，转而与青海各藏族部落加强联系，鉴于西藏佛教在藏族人民中的影响，极力与西藏佛教界建立关系，这是历来统治者文武兼泽的统治手段。

　　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俺答汗首次派出一个使团，以其大臣那则吾为首，带着邀请信和大批礼物去西藏请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在哲蚌寺接见了来使用权，详细协商了去青海相会的有关事粗，并派戒律师宗哲桑　布先去青海接头，达赖的使者来到青海湖南的措卡，俺　答汗“即与三万户共议，建寺庙于青海之察言观色卜齐雅勒地方”，这约在公元1575年，索南嘉措自己为使俺答汗长寿，在今西藏曲水县的扎仓寺（全称扎仓利益头号言洲），塑立长寿三佛之一的尊胜佛母像，藏语叫“南杰玛”。后来索南嘉措来青海时，从该寺带20名僧人，每天口诵尊胜佛母长寿经。自此，称之为“南杰扎仓利益善言洲”，这就是以后布达拉宫的南杰扎仓。这一切表示了双方建立联系的迫切心情，也说明这种联系已初步建立。

　　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俺答汗第二次派出使团迎请索南嘉措。使团以土默特部俺作汗的阿都斯·达尔罕和阿嘉在尔罕、鄂尔多斯部彻辰洪台吉的洪忽台达延师等为首，于第二年到西藏，索南嘉措是从年藏历十一月二十六日从哲蚌寺启程，去大、小昭寺和甘丹寺作完祈愿法事，然后北行经热振来青海。根据《三世达赖喇嘛传》所载年谱，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进入青海境内，先渡通天河到年措。年措即玉树25族之一的年措族，在今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境，该地气候较温和，有色航、巴干等藏传佛教寺院。达赖到处，“僧俗云集”，达赖为千余人剃度，或授比丘戒。然后北上至今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再翻越阿尼玛卿雪山进入今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达赖一行“渡过黄河后以藏族游牧的一个大滩，这晨的200余人骑马来迎，为首一人戴本教徒帽子，下马向达赖叩拜，献上供养。又走两时许，见摆着丰盛的饮食和供养礼物，还摆着两个带锁的箱子，钥匙插在锁上，箱子上放着一条白绸子哈达，献供养者请求达赖授观音菩萨随许法，此乃玛卿邦拉来迎也。这个玛卿邦拉，后世多指阿尼玛独卿山神，这里可能指游牧在阿尼玛卿山的一带的藏族部落头人。青海藏族素有“上部玛卿邦拉，中部扎噶哲宗，下部措娘玛哈代哇”的说法，这个玛狠邦拉指果洛的阿尼玛卿雪山，地抛最高，扎噶哲宗即海南兴海县的赛马宗山，措娘玛哈代即青海湖海心山，这正好表明了从玛多到青海湖的大概路线。索南嘉措一行经阿尼玛卿雪山，行数日至阿沁塘，又行数日，受到俺答汗第一批派出者的迎接。《三世达赖喇嘛传》说这些来迎的王族　虽奉答汗之命而来，但对达赖喇嘛的佛法仍持疑惑。达赖为了调伏，“临水指戟作法，使水倒流，显此神变，乃得若辈笃诚无悔之敬心。”《蒙古源流》称达赖作法的这条河为乌兰莫棱河，估计是海南兴海县境骨的一条小河，从这里又行至阿力克噶岂有此理塘，《安多政教史》释此在黄河大转弯处西侧，阿力克部落早期驻牧温泉一带。按此，第一批迎接处在今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兴海县境内无疑。俺答汗派出的第二批往迎者迎接达赖的黄艾川在今兴海县折大河坝一带，沈曾植先生在其清译本证中指察汉诺们汗游牧处。因此，黄艾川可能靠近贵南。从这里北上，与俺答汗相会于措卡的恰卜恰。藏语“措卡”意为湖滨，今青海湖南共和县的尕海滩仍有措卡的地名，当时当指一个靠近青海湖的大范围，今海南州所在地恰卜恰（明史中作察卜齐）即在此范围内。从俺答汗与3万户共议修建仰华寺及迎接在赖喇嘛的使者成员看，公元1573年俺答汗运兵青海时，与土默物部同来的有鄂尔多劳动劳动保护和斯和永谢卜部。当时，鄂尔多斯部由俺答汗长兄衮　必时大象黑乐产根济农的统领，永谢卜部由俺答汗的六弟博迪达赖鄂特罕台吉的后人统领，俺答汗为同族长者，故为三部之首。三部在青海的牧地，土默特居中，永谢卜靠西南，鄂尔多斯在东北。达赖喇嘛是先到记注射器卜部阿拜诺延牧地，后到土默特牧地与俺答汗相会。

　　《三世达赖喇嘛传》以大量篇幅记载，万历六年三世达赖来青海，受到土默特等部首领的热情欢迎和丰盛供养。俺答汗三次派出土默特、鄂尔多斯和永谢卜部的官员远迎达赖。从第一次的800余人至第三批增至3000余人，规模愈来愈大，第次奉献大量礼品，极为虔诚。达赖一行将到恰卜恰时，俺答汗率万余人亲迎，设盛大欢迎会，会上献用五百两白银制成的曼扎1个、装满珠宝的金碗1个、白黄红兰绿各色绸缎务20匹、骏马100匹、白银1000两，还有其他布施品。此后，在恰卜恰大乘法轮洲（爷华寺）的开光典礼上，俺答汗等又向达赖献披等成衣百件，各色绸缎百匹、各种珠宝念珠百串、各种皮制品百件、满装珍宝的金碗、饰龙银瓶7对、以千两白银铸成的银罐、金冠及王服1套、银制碗碟7套、白银500两、骏马100匹、珠宝鞍具3副等。当时，俺答汗已年届72岁，风烛残年，三世达赖为俺答法作禳病祈寿法事，俺　答汗又向达赖喇嘛献金制头饰、铃杵等5种法器、净瓶等各种灌顶器械，以百两黄金做成的金印1颗。该印上饰五龙，刻新制蒙文“金刚持达赖喇嘛印”，印盒银制。另献珍宝法衣、华盖、大红披等法衣、坐垫付、绸缎、鞍巴及其他银器1000件，并向达赖赠号“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持金刚海慧圣僧）。达赖向俺答汗赠号“法王大梵天”。三世达赖剃度以三部王族出身的子弟为首的百余人出家后，俺答汗等又献黄金百两、白银3000两以及其他鞍具、绸缎，布匹等。这一切表明以三世达赖为首的西藏佛教格鲁派与蒙古王公已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随着这种关系的建立，格鲁派很快传播到蒙古族中。

　　早在13世纪初成吉思汗进军西藏和攻灭西夏的过程中，蒙古王室和西藏佛教僧人即有过初步的接触。公元1247年，萨班贡噶野赞与阔端在凉州相会，西藏归顺元朝。从此，藏传佛教萨迦派受到尊崇。特别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统领天下释教以后，萨迦派的地位更高了。同时，元朝与藏传佛教的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帕竹噶举派以及宁玛派、觉囊派、布顿派等都有过交往。但元朝对佛、道貌岸然、萨满、景教等各种宗教及教满腔热派兼收并蓄，藏传佛教并非独尊，并且，这种信爷主要在上层王族　中，后来，随着元朝的覆没和萨迦派的衰微，西藏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影响一度减弱。至于公元15世纪刚刚兴起的格鲁派在蒙古族中的影响更小。三世达赖来青海前，从土默特等部王码汉卡公到一般蒙古族群众，传统的萨满教信仰仍占主导地位。三世达赖的青海蒙古之行，最大的收获是格鲁派得到土默特等部的支持，使用权格鲁派突破民族界限，迅速传播到蒙古族地区。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农历五月十五日，索南嘉措和俺答汗在措卡会见之后，曾有10余万能人集会，会上由鄂尔多斯的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代表土默特等三总首领作了重要演讲。关于演讲的内容，《三世达赖喇嘛传》、《安多政教史》、《菩提道次传承高僧传》都有记述。其中，以益希坚赞于公元1787年写成的《菩提道貌岸然次传承高僧传》写得最为详尽，现截译如下：

　　会上，洪台吉（即库图史台彻辰洪台吉）以国师拔希（即瓦齐尔图迈衮欢津）任翻译讲话道：从前，（忽必烈汗）出身于察哈尔天子之王族　，武力雄强，征服汉、藏、霍尔三族，与萨迦派结福田施主善缘，大弘佛法。后来，从铁穆耳汗起，佛法中断，作恶不善，享食血肉，坠入黑暗之血海。今托福田施主二日月之恩，再开圣法之道貌岸然，化血海为乳海，其恩德至大。居住在这里的汉、藏、霍尔一切民众，须恪守十善，从即日起，对众人特别向蒙古察哈尔族作如下规定：从前蒙古人死后，区分贵贱，以其妻妾、奴仆、马牛殉葬。今后凡用来宰然祭祀死者，倘若仍与往常一样，则杀人者抵命，宰杀马牛牲畜者，剥夺其全部财产；对上师和僧侣动手打骂侵犯者没其家。以前，对称作“翁公”的亡人像每月初八、十五、三十日宰杀马牛等牲畜以血进行月祭，每年区分贵贱杀生年祭。从今以后，烧毁翁公，严禁杀生进行月祭和年祭。若违令杀生祭祀，则杀一牲畜崦肃夺其十位牲畜，拒汪烧毁翁公者破其家。代替翁公，立智慧六臂怙主像，用三乳品（酪、奶、酥油）供养，绝不能用牺牲供奉。此外，所有人须努力为善，以每月的初八、十五、三十日为持斋戒日，对汉、藏、霍尔等族不能无端抢掠。总之，一切应效法卫藏行画。强此等等，规定了许多法律条文。

　　彻辰洪台吉的这个讲话时间在五月十五日相会之后，是索南嘉措宣传格鲁派教义的结果，体现了蒙藏僧俗首领取得　联系后的意志，它表明蒙古王公们信奉了格鲁派，并用法令的形式要求属民们从信爷传统的萨满教改信藏传佛教，大力提高僧人地位，并以法律予以保护。应该看到，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王公和格鲁派领袖作出的不定期些决定，对于废除原有陋习，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一定作用，从而赢得了群众对格鲁派的热忱。

　　此后，在大乘法轮洲寺（即爷华寺）的开光典礼上，俺答汗当众亲自焚毁他所依止的翁公像，于是其他人纷纷效法，达赖和俺答汗互赠尊号，索南嘉措赠俺答汗以“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意为聪睿的转轮王），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为救世金刚海慧圣僧，意即显密两宗都达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海上师），这便是达赖喇嘛尊号的由来。之后，在爷华寺以索南嘉措为堪布，举行传戒法会，三世达赖向千余名信徒授予戒，先剃度了一批王族子弟出家。这个影响十分世大，在广大蒙古族群众中起到了示范作用。公元1579年夏，经过达赖喇嘛劝说，俺答汗东回内蒙，三世达赖喇嘛因去理塘建寺，没有同行，派由他授给比丘戒的云丹嘉措（公元1557－1587年）人微言轻他的代表和俺答汗同去内蒙。云丹嘉措为第二世东科尔活佛，其第一世达瓦嘉措（公元1476－1556年）于色拉寺、下宇航局院学成后，在故乡康区的东科尔建桑钦多吉林寺（大密金刚洲），从此出现一个新的格鲁派活佛系统，称为“东科尔”，尊为“满珠习礼”，意为文殊菩萨。云丹嘉措亦西康人，23岁时（公元1579年）来措卡仰化寺，由三世达赖授给比丘戒，后随俺答案汗去内蒙古居住数年，为巩固格鲁派和蒙古王侔联系起过很大作用。公元1582年，俺答汗身患重病，奄奄一息，一部分人结格鲁派的信仰发生了动摇，认为索南嘉措的说教“既无益于合罕之金命，岂能利后世之他人乎？此等喇嘛乃欺诳也，今汉弃绝此辈僧徒。”云丹嘉措释以人生无常、轮回之道，使众人欢心向化，以致俺答汗临终前，召十二土默特之诺延大臣等众，再三降旨，“言说经教之功德，为日后不致毁教害僧，以宣扬宗教之事，共亟设誓，载入史传”后，支丹嘉措又奉三世达赖之命，去“察言观色哈尔传教，在那里心神变力取消了祭祀祖传世间神的习俗。”云丹嘉措不害漠北蒙古中有一定影响，《安多政教史》说他公元1587年贺寂后，在喀尔喀、鄂尔多斯和康区各找到一名他的转世灵童，最后确定康区巴桑出生地手杰瓦嘉措（公元1588－1639年）为三世东科尔。杰瓦嘉措7岁时即去措卡炎洛赤部，以后一度在措卡、东且、赤喀（贵德）、阿力克、哇秀等部落活动，估计也在大漠南北活动过。《西藏王臣记》说“和硕特部首领因始汗25岁时（公元1606年）调解漠北喀尔喀和漠西厄鲁特之间的争端，受到喀尔喀汗王和东科尔活佛的赞赏，被尊为大智王”，可见东科尔的地位是很高的。公元1615年，杰瓦嘉措28岁时以吉雪第巴曲结为师受比丘戒后应请去厄鲁特蒙古传法，一些学者认为黄教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东科尔活佛正式传入厄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的格鲁派名僧咱雅班第达南喀嘉措（公元1599－1662年）即为其高足。公元17世纪中叶，格鲁派在与噶玛噶举派斗争的关键时刻，积极与各硕特部取得联系，并在以固始汗为首的和硕特部的支持下跃为西藏占统治地痊的教派。追根溯源，这些基础是三世达赖喇嘛来青海、去蒙古时奠定的。

　　前已叙述，万历六年三世达赖喇嘛来青海之前，青海藏区已有一批格鲁派寺院。他来青海后，一面巩固已有寺院，同时又建一批，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发展势力。据《三世达赖喇嘛伟》，公元1578年，索南嘉措在黄艾川新建彭措南杰林寺，第二年委任原派来青海的宗哲桑布为讲经师，在土默特牧地恰卜恰新建大乘法轮洲寺，在鄂尔多斯牧地新建彭措潘代林寺。这三座寺院现已无迹可寻，据三世达赖来青海的路线，彭措南杰林寺可能在今海南兴海县境，属永谢卜部；彭措潘代林寺颖在今海北州境内；在乘法轮洲即仰华寺，但修建年代和寺址说法不一。明史记载顺义王俺答汗于青海湖西岸建寺，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四月“以寺客请，赐名仰华”。《蒙古源流》则云西藏使至，俺答汗“与三万户共议，建寺庙于青海察卜齐雅勒地方”。按此，当建成于公元1575年。而《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俺答汗在和达赖相会的措卡恰卜恰恰相反地方，经三世达赖收伏当地神祗，从内地请来放多汉族工匠，兴建了一座寺院，竣工后达赖喇嘛命名大乘法轮洲寺，并云当时有经堂1座，内供三世佛、宗喀巴及三世达赖塑像，经堂左、右、前面是护教法王大威德及观音菩萨等的神殿，各有16根柱子的规模，神殿之间又建有菩萨殿、药叉殿和嘛呢堆，前面神殿的左右两侧是俄色颇章（明光殿）和德钦颇章（安乐殿）两座寝宫，殿堂皆铺顶，全为汉式，并筑有三重围墙。　这样一座中等规模的寺院与该书记载的时间有矛盾。据该书所载三世达赖年谱，公元1578年农历五月十五日达赖与俺答汗相会，之后在相会地点建寺，竣工后兴行开光仪式和庆祝会，为俺答汗作禳病法画，此后与赠名号，度王族子弟出家，然后达赖在俄色颇章闭关修持20余天，冬初去附近蒙汉有家为一些人剃度在俄色颇章或授比丘戒，后去鄂炙多劳动保护牧地为新建的彭措渊代林寺刚名开光，再从这里去甘州二唐，年底返回措卡。按此，建寺当在公元1578年夏秋，从动工到落成不足半年，显然，时间上短了一些，按明史所记，爷华寺竣工于索南嘉措来青海之前，索南嘉措来青海后主持了开光仪式，但寺址不在湖西，而在青海湖南面的恰卜恰。至于《三世达赖喇嘛传》对该寺的兴建年代何以有不同记载，尚不得而知。

　　据明史记载，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１５５９年），俺答汗拥众入据青海湖地区后，累犯庄、凉、西宁等地，对明朝造成威胁。万历元年（公元１５７３年），俺答汗再次运兵来青海，其“部落八万有奇，逐水草，而乘机刁抢”，剽掠粮畜，娘碍农桑，加害行族，并常“扣关乞赏，无日无之”。明朝更担心土默特等部遵盟守约，万一俺答汗死后，西陲无复安枕之日。明朝正因俺答汗西入青海，感到头痛，又无办法之际，“听说俺答汗对索南嘉措非常尊重，言听计从，乃于公元１５７８年（明神宗万历六年）命甘肃巡侯东莱差人到青海请索南嘉措到甘肃与他会晤，并嘱索南嘉措劝说俺答汗率众回内蒙古。”（注解：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２业。）三世达赖喇嘛受了邀请，五月与俺答汗在仰寺相会后，冬季经鄂尔多期部牧地（今青海海北境），去甘州（张掖）与侯东莱会晤。对此，《三世达赖喇传》记载道：

　　甘州二唐十三户之王派仪仗队持各种乐器、武器来迎。（达赖去甘州），沿途各族头人奉献饮食。（甘州、达赖）朝礼萨班修建的幻化寺，朝礼马蹄寺。……行至城阙，（甘州）王派十万军士擎旗荷枪，迎入宫中……达赖为王讲说《精要三义深奥法》，为众人宣讲《上师观音修行法》，由译师译成汉、裕固、蒙古语。并释放二唐所辖监狱的犯人，剃度一百人出家……，达赖喇嘛的声名远播中国大地。以前，察哈尔王族（指土默特等部）为首的万余人攻入长城以南汉人区，人人恐惧。在赖在令制止，汉人拿出财物使蒙古人满足，蒙古人遂回到自己牧他地，流人从巩惧解脱。此后，用汉地四十人接线员的轿子送达赖喇嘛回到大乘法轮洲寺。（注意五世达赖阿罗桑嘉措著：《三贡在赖嘛传》，塔尔寺藏文本刻本，９７页。）

　　据五世达赖的《三世达赖喇嘛传》和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索南嘉措在甘州于公元１５７８年农历十二月初给明朝的宰辅张居正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有阁下分付（吩咐）顺义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年底返回措卡后，第二天夏天，俺答汗听从了达赖的劝告，留火洛赤青巴图尔驻牧青海，自己回土默特本土。为此，“农历八月，明朝万历皇帝派三个大臣持“所有地面的保佑者”的封诰印信来措卡拜见达赖，献衣服三套及金银、绸缎、宫内用器等。信中说“腾所属蒙古四十部和甘州二唐诸臣之意悉得满足，甚好，朕将请足下到朝廷”。并封其襄佐（管家）为国家，亦赐印信。”（注解：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著：《三世达赖喇嘛传》，塔尔寺藏文木刻本，第９８页。）“索南嘉措根据明朝皇帝的意图，办了一件明朝皇上办不到的好事”（注解：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２页。）明朝的感激是自然的。

　　三世达赖嘛在青海活动期间，借自己的宗教地位和群众矛盾和纠份，对安定社会、促进民族团结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第到一地，宣传佛教戒杀戒头教义，极力劝化信徒向善，反对战争，在措卡１０万能表　集会上彻辰洪台吉的著名讲话中即有禁止蒙古各部对汉、藏、霍尔各族无端抢掠的规定。《甘肃通志稿》还记无，俺答汗“道侵瓦刺（厄鲁特），为所败，归次青海建仰华寺居琐南（嘉措），大会诸部，谋报瓦刺，琐南止之，且戒以勿好杀”。万历七年（公元１５７９年）四月，三世达赖喇嘛在措卡调解了长期以来漠南蒙古各部与厄鲁特蒙古之间的纠纷。万历十二年（公元１５８４年），他第二次来青海，从临洮哲回青海宗喀，曾调解平息了当地汉蒙之间的纠护，为格鲁派蠃得了群众，客观上也为安定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约在明万历六年（公元１５７８年）年底，三世达赖喇嘛从甘州返三世达赖自己经阿拜诺延牧地、林域、本那塘等地，到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万历八年（公元１５８０年）农历五月，在西康主持建成理塘大寺。同年农历十一月去马尔康，第二年从马尔康往昌都地区传教。

　　万历十年（公元１５８２年），俺答汗去世。按俺答汗遗嘱，漠南蒙古五部派使臣去昌都迎请三世达赖嘛去内蒙古参加葬仪。三世达赖接受邀请，取道青海，约于农历十一月到达措卡火洛赤牧地，《三世达赖喇嘛传》未记这次来青海的路线，估计仍取道玉树，经果洛的玛多县，到海南的恰卜恰，从这儿索南嘉措并没有直接去内蒙古，而是花了两年时间在甘青地区兜了一个大圈。公元１５８３年春，索南嘉措先从措卡到今湟中县的塔尔寺，再从塔尔寺去今化隆县查甫乡的夏琼寺，然后向东到该县金源乡的丹斗寺，再向东经过今民和县转导乡的弘传寺到甘肃省永靖县的炳林寺，从炳林寺渡黄河到临洮。公元１５８４的从临洮返回青海宗喀地区，即今海东平安县带，从这里北去华热地区。《三世达赖喇嘛传》无去佑宁寺的记载，但《安多政教史》、土观罗桑却吉尼玛的《佑宁寺志》等都记载三世达赖喇嘛去蒙古途经今佑宁寺所在的哲加，曾预言建寺。华热，　湟化地区总名，佑宁寺位于互助五十乡，估计达赖喇嘛从今平安县北入红崖子沟，经今佑宁寺到今海北门源县的仙米乡，后从仙米折回措卡，约在同年底始离措卡去内蒙古。万历十三年（公元１５８５年），三世达赖于鄂尔多斯西拉乌苏河岩会见蒙古诸王公，曾调停三个藏古部落间的战争。次年到达归化（今呼和浩特），会见僧格都固棱汗，火化俺答汗遗体，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并在归化城建锡势图召寺。万历十五年（公元１８７５年），应察哈尔部首领图门汗邀请去蒙古东部传法收徒，喀尔喀部阿巴岱远道前来拜见，他赠以“诺门罕牙齐瓦齐尔可汗”尊号。次年，因顺义五奢力克请求，明朝派人到蒙古封三世达赖喇嘛为“朵儿只唱”（藏语，意为持金刚），并请他到北京朝见皇帝。他应邀进京，不幸于明万历十六年（公元１５８８年）三月在内蒙古的卡欧吐密地方圆寂，终年４６岁。

　　如前所述，公元１５８２年年底三世达赖喇应请去内蒙参加俺答汗葬仪再来措卡，第二年并没有直接去土默特，而是用两年时间辗转塔尔、夏琼、弘化、炳林、景洮诸寺，从甘肃折回青海宗喀，北去今互助县的佑宁寺和海北门源县的仙米寺所在地，约在公元１５８４年冬回到措卡火洛赤牧地，第二年才去内蒙古。三世达赖喇嘛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其目的的，这就是通过他亲自朝礼甘青地区的这些著名古刹，进一步扩大影响，巩固已有寺院，并指示新建寺院，从而发展格鲁派势力。在这期间，巩固发展了的寺院有塔尔寺、夏琼寺、丹斗寺、弘化寺等，指示新建的寺院有郭隆寺、仙米寺等。另在许多地方讲过经，在玉树地区还改建了一批寺院。

　　众所周知，位于青海省会西宁市南２６公里的湟中县鲁沙尔镇的塔尔寺是宗喀巴大师的降生地。明洪武十二年（公元１３７９年），宗喀巴母亲香萨阿切按儿子来信所示，在大师降生处以这里长出一株白旃檀树和大师所寄狮子吼佛像为胎藏建塔，此塔从建成至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１５６０年）的１８１年中，由青海蒙古首领和当地的申中、祁家、西纳、鲁本等藏族部落多次维修易名，但未形成寺院。明嘉靖三十九年，一位噶丹派持律师仁钦宗哲坚赞在塔的附近建一静房聚僧修持。明万历五年（公元１５７７年），仁钦宗哲坚赞在塔的南侧建弥勒佛教，有了寺院的雏形，但真正成格鲁派大寺是在三世达赖喇嘛　来这里活动之后。对此，色多《塔尔寺志》有这样的记载：“万历十一年藏历水羊的（公元１５８３年），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应成吉思汗王族后裔土默特俺答汗父子之请后一次来青海时，由申中昂锁请来此地）（塔尔寺），建带有天井的森康强哇（小寝宫），后称森康贡麻（上寝宫），以居达赖。达赖喇嘛在此宫内闭关修持数日，向持律师法王大修行者仁钦宗哲坚赞和五部落昂锁为首的众施主训示在这宗喀腹地修建寺院于现在后世的诸多益处以及必须修建的道理，众人虔诚喜悦听教，一致接受。达赖喇嘛亲自赐自像唐卡和天女护法神唐卡，征服地脉，加持地基。当时，西纳部落的鲁加村有一户称作“巴达霍尔”今呼“夏拉裕围”的人家，达赖令战神附体于此人，护佑佛教，此护法立誓死护寺１３代。达赖喇嘛以鼻血所绘护法神像至今保存在下鲁加村的赞康１３代。达赖喇嘛以鼻血所绘护法神像至今保存在下鲁加村的赞康（扩法殿）内。……自此，举建僧舍，建立正月神变祈愿法合，青海湖各部和五部落头人轮流做施主。”（注解：色多·罗桑崔臣嘉措著：《塔尔寺志》，青海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３页至４４页。）由于三世达赖喇嘛的活动，塔尔寺才有了强大的经济支持者，得以大规模兴建，成为蜚志国内外的格鲁派六人寺院之一。

　　三世达赖认为，夏琼寺是格鲁派之源，这所“宗喀巴大师概本道场的兴衰与格鲁派进接相关”。公元１５８３年他从塔尔寺专程去夏琼寺朝礼，向寺僧讲经，为一些授比丘戒，还剃度一批人出了家，辨认顿珠二钦灵塔并赐金改建为镏金铜塔。三世达赖还在夏琼寺附近黄河边大滩上向云集到这里的信徒摩顶讲经，他还应当时的第六任法治洛扎·塔尔哇桑布之请，写了一首颂扬顿珠仁钦宏扬佛教业绩的诗，此诗于今为该寺会诵的经文之一。由于这些原因，当他僧俗信徒把顿珠仁钦、宗喀巴、三世达赖志嘉措看作是对夏琼寺最有恩德的三个人，经常颂祷（注解：才旦夏茸：《夏琼寺志》，青海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６７页至６９页。）。

　　三世达赖喇嘛在丹斗寺、弘化寺、炳林寺、临洮寺的活动有关文献无详细记载，《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三世达赖一度在丹斗寺闭关静修，为央斗寺开启地门，在大慈法王（迦翻也失）住过的宗摩卡（弘化寺）向许多人灌顶、剃度、授比丘戒，在临洮寺修复了喇嘛曲吉加保塑像的手指，还为当地信徒讲了经。在教徒们看来，上述诸寺都是甘青地区佛教史上的圣地，三世达赖亲临这些地方，无疑是用他的宗教地位来巩固这些寺院，进一步扩大影响。

　　三世达赖喇嘛来青海前，湟北地区尚无格鲁派寺院。因此，他要在这里开辟新的道场。三世土观罗桑却吉尼玛的《佑宁寺志》记载，三世达辟喇嘛去内蒙古途经今互助县五十乡时的佑宁寺所在地。“驻锡哲加，突然天布密云，雷雨大作，俄尔天晴，见空中五色彩虹直指今郭隆寺（即佑宁寺）寺址，遂授记此地当出一大德宏扬噶丹教法”。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１６０２４年），四世达赖云丹嘉措从内蒙古去西藏哲蚌寺坐床，途经现在的佑宁寺，当地扎德等十三部落的头人根据三世达赖生前的授记请求建寺，并派代青去西藏请高僧来主持建寺事宜。公元１６０４年，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和四世达赖决定派嘉色活佛羰悦却吉嘉措来安多，他在松巴大师丹却嘉措（公元？——１６５１年）的协助下建成郭隆寺，后清朝赐名佑宁寺，发展成青海省湟北地区的最大寺院。万历十二年（公元１５８４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还北去门源仙米，在这里授记建寺，并加持寺址，赐未来的寺名为“甘丹达吉林”。后来，该地的更噶嘉措从西藏叶尔巴寺主来堪钦才旦端智于明天启三年（公元１６２３年）建成仙米寺，这也是湟北地区的出名寺院。　　

　　三世达赖喇嘛估计还其他一些地方。西北民院却太尔教授在其《扎藏寺简史》一文中说，明万历五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来青海“夏拉号图”（蒙语，意为黄城，在今共和县）时，扎藏寺寺主邀请达赖喇嘛到该寺附近俊家庄东面的群科滩（藏语，意为讲经滩）还讲经。该文还说，根据《察言观色叶文物册记》，唐文成公主进藏时，给阿夏（吐谷浑）公主赠珊瑚念珠一串、三世达赖来扎藏寺，塑了一尊度母像，将金钗贮于像内，金戒指套在度母像左手无名指上，珊瑚念珠镶在佛额上，从此以来，扎藏寺改宗格鲁派。扎藏寺是青海著名的以蒙古族为主要僧源的格鲁派。扎藏寺是青海著名的以蒙古族为主要僧源的格鲁派寺院，位于今青海省湟源县的巴医疗燕乡，西距恰卜恰不远，三世达赖从措下来海东地区，途经扎藏寺的可能性无庸怀疑。但并于该寺早斯大林的记载很多，《安心政教史》仅记：公元１６３７年固始汗入据青海后，由他作施主，资助五世达速的弟子加央喜饶建成扎藏寺。按此，三世达赖来青海时尚无扎藏寺。但《扎藏寺简史》认为，该寺始于东汉延康元年，信奉汉地佛教。宋代由蒙古人在寺南建立一座修行处，称作“塔燕静房”。固始汗来青海后，北迁塔燕静房至扎藏寺，建成黄教寺院，取名“扎藏噶丹群佩林”，成为安多十三大寺院之一。

　　限于资料，第三世达赖喇嘛在其它地区的传教建寺情况尚不十分清楚。从玉树地区的一些寺志记载看，三世达赖曾将这里的一些寺院改为格鲁派寺院，或因当时三世达赖的影响，一些寺主动改宗了格鲁派。如今玉树县促达乡格日村附近的让娘寺，由直贡噶举派创始人仁钦贝的弟子的康觉多杰保始建于元初，三世达赖到青海后改为格鲁派寺院，在玉树地区历史悠久，影响较大，原豁邦群、邦布、嘎拉、扎西拉武、龙喜等寺，曾在僧近６００人、活佛９人。现有１４０僧、活佛２人。今曲麻莱县巴干乡代曲村附近的夏日寺，初建于明正统十二年（公元１４４７年），初由扎干任寺主活佛，相传三世达赖经过卜卦，改由拉格多杰强任寺主活佛，这些都是他在玉树地区活动的例证。

　　三世达赖喇嘛两次来青海，除了巩固和新建一批寺院外，他每到一处，利用自己的宗教地位，宣传格鲁派教义，并极力扩充僧数，《三世达赖喇嘛传》国仅有数字记载的，他在青海地区亲自剃度出家或授比丘戒的僧人多达３４００余人。经过三世达赖喇嘛的努力，格鲁派在青海地区长足发展，特别以扣又受到清王朝的尊崇扶植，其他教派寺院纷纷改宗格鲁派，格鲁派盛极一世。

第四节       青海著名格鲁派大寺的形成或建立

 

塔尔寺的形成及其在青海佛教史上的地位

　　第三世达赖喇嘛两次来青海进行传教活动，使格鲁派迅速传播，其重要标志是在青海湟水流域形成或建立了格鲁派大寺塔尔寺和佑宁寺。如前所述，由于三世达赖喇嘛的活动，于明万历年间初具寺院规模的塔尔寺才有了强大的经济支持者，加之它是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因而随着格鲁派的传播，影响越来越大，发展迅速。继三世达赖在世时建成供达赖居住的行宫之后，万历十六年（公元１５８８年），改建纪念宗喀巴降生由宗喀巴母亲倡建之塔为菩提塔形。该塔初名莲聚塔，内供养喀巴大师所寄狮子吼佛（释迦牟尼佛像一种，伟为大师前生）印像，从明洪武十二年（公元１３７９年）至万历十六年（公元１５８８年）２００多年间，由青海蒙古首领和当地申中、祁家、鲁本、米纳、西纳五藏族部落信众多次维修，曾一再易名为吉祥多门塔、尊胜塔、涅盘塔、天降塔和息诤塔，最后塔形和名称定为菩提塔，正式确定下来，饰以银壳，这就是塔尔寺的主供圣物，即大金瓦殿中的大银塔，亦称宗喀巴纪念塔，藏语通称“赛冬”。万在十八年（公元１５９０年），塔尔寺信众又以三世达赖喇嘛的一些灵骨舍利和明朝给三世达赖的一些赐物为胎藏，建成三世达赖灵塔和殿堂，后通称“遍知殿”。万历二十年（公元１５９２年），再建三世佛殿，今通称“九间殿”；二十二年（１５９４年），又建依怙殿，今称“宗喀巴佛殿”。万历三十一年（公元１６０３年），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自内蒙古入藏途经青海来塔尔寺驻锡，见寺院与村庄杂处，僧俗难分，遂整顿寺规，指令大持律师鄂色嘉措负责组建塔尔寺讲经学院。翌年，鄂色嘉措于今大金瓦殿北侧又建一殿，内供弥勒佛７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佛像，后称“觉康”（意释迦殿）或右弥勒佛殿。万历四十年（公元１６１２年）正月，塔尔寺举办盛大的正月祈愿法会。法会上，鄂色嘉措正式出任塔尔寺第一任法台，藏语称“赤哇”，总揽全寺行政教务，创建显宗经院，开讲经说法之制，并正式命名塔尔寺为“竣本贤巴林”。至此，塔尔寺正式成为格鲁派的正规寺院。首建弥勒佛殿使塔尔寺形成寺院雏形的仁钦宗哲坚赞和首任任法台鄂色嘉措，是塔尔寺早期兴建史上的两个出名人物，并称为“前后二持律大师”。

　　塔尔寺藏语名称“衮本贤巴林”，意为“十万佛身弥勒洲寺”。其由来有两种说法：第一，初建的莲聚塔中装有１０万尊狮子吼佛印像，故称“衮本”（十万佛身）；前后二持律大师先后均建成弥勒佛殿，故称“贤巴林”（弥勒洲）。第二，传说宗喀巴大师降生后剪断脐带滴血处长出一株白旃檀树，树上１０万片听子，每片上自然显现出１尊狮子吼佛像，后以此树为胎藏建塔，形成塔尔寺，故称“衮本”；宗喀巴大师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文殊又为慈尊弥勒佛之弟子，塔尔寺是示喀巴的降生地，故称“贤巴林”。两种说法，第二种更县宗教色彩，六世色多大师的《塔尔寺志》力持此说。

　　塔尔寺成为正规寺院后，又不断扩建，规模越来越大。其兴建史上，主要有：明崇祯二年（公元１６２９年），由第四任法台彭波哇·喜饶贝桑在寺院北侧建成菩提塔；崇祯十二年（公元１６３９年），由第六任法治加哇曲绳索·扎西顿珠负责，以嘉雅噶居·根敦坚赞和西纳喇嘛班觉坚赞、班觉仁钦叔侄为施主，首次建成塔尔寺３６柱经堂；崇祯十五年（公元１６４２年），赞布顿珠嘉措任第七任法台时，由喀尔喀蒙古的额尔德尼洪台吉作施主，由第一世却藏活佛南杰班觉再次将大金瓦殿中的菩提塔改为神变、塔形，以纯银作底，镀以黄金，镶嵌珍宝；清顺治六年（公元１６４９年），由第一世西纳活佛列巴嘉措首建塔尔寺寺密宗经院；顺治七年（公元１６５０年），由厄鲁特蒙古王公才旺丹津出资，兴建塔尔寺吉祥新宫，藏名“扎西康赛”，供后世历任法台驻锡，通称“大拉让”；康熙二十八年（公元１６８９年）起，历时３年，由第一世阿嘉活佛喜饶桑布扩建３６柱经堂，使之成为具有８０根大柱、楼上楼下两层回廓的藏戒宏伟建筑，是为塔尔寺大经堂，并建成大厨房；康熙三十一年（公元１６９２年），由当时任第十七任法台的第一切当彩活佛罗桑多杰负责建成大护法殿，藏语称“赞康钦莫”，后通称小金瓦殿；康熙四十七年（公元１７０８年），由青海亲王达什巴图尔和郡王额尔德尼克托克托鼐捐黄金１３００两、白银１２０００两，铺盖宗喀巴纪念塔所在殿堂的部分金顶，自此称大金瓦殿；康熙五十一年（公元１７１２年）达什巴图尔再损黄金百余两、白银川市万两，重镶大金瓦镶大金瓦殿中的宗喀巴纪念银塔成现存之塔，同年由第二世却藏活佛罗桑丹贝坚赞改建三世达赖喇嘛灵塔为息诤塔形，裹以银皮，并铺盖塔殿顶琉璃瓦；康熙五十五年（公元１７１６年），第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从四川理塘被迎来塔尔寺驻锡，原三世达赖居住的“森康贡玛”，供七世达赖居住，次年由李家红塔喇嘛为七世达赖建成祈寿殿，后通称“花寺”；乾隆五年（公元１７４０年），西藏藏王颇罗鼐·索南多杰损白银２７０００两，再镀大金瓦殿金顶；乾隆十一年（公元１７４６年），青海和硕特蒙古河南亲王丹津旺舒克及其福晋艾凯夏拉作施主，为大金瓦殿装饰鎏金飞檐；乾隆十三年（公元１７４８年），第三世色多活佛阿旺丹贝坚赞损银４０００两，加固大金瓦殿中的大银塔塔基，并在寺北建过门塔，亦称“四门塔”或“门洞塔”，成为塔尔寺山门；乾隆二十二年（公元１７５７年），由当是任第二十八任法台的第三世却藏活佛阿旺图登旺秋首建塔尔寺医明经院，翌年又修缮三世达赖灵塔；乾隆四十一年（公元１７７６５年），第二世关嘉活佛扎巴坚赞任第三十一任治台期间，由阿嘉和第三世土观活佛罗桑却吉尼玛、拉萨尔大喇嘛罗桑却太尔等出资，再次扩建大经堂，使之成为具有１５４根大柱的宏伟建筑，同时由拉科头人桑杰伦珠在寺前广场建成如来八塔；嘉庆二十年（公元１８１６年），第二世却西活佛阿旺雪珠丹贝尼玛任第四十五任法台时，由第三世阿嘉活佛罗桑加央嘉措邦助维修大金瓦殿，砌以绿色下班砖墙；翌年，第二世却西活佛建成塔尔寺时轮经院；道光六年（公元１８２７年），在当时的第四十九任法台本巴尔活佛阿旺吉尼玛的支持下，由第五世多活佛益希图旦嘉措和第三世当彩活佛罗桑克珠尼玛两人负责集资建成塔尔地印经院，正式开业印经，后所印经典不权供塔尔寺和青海各藏传佛教寺院僧人学习之用，而且远销西藏、甘肃、四川、内蒙等地的寺院。经过历年修建，塔尔寺在清代朝隆年间最盛时各种建筑９３００多间，僧人多达３６００人，设有显宗、密宗、时轮、医明四季大经院和演习宗教舞蹈的欠巴扎仓，其规模仅次于西藏拉工萨三大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为国内藏传佛教格鲁派第五大寺。由于它是梧鲁派创始人喀巴大师的降生地，一直是广大信徒往朝拜的出名佛教圣地。历史上，第三、四、五、七、十三、十四世达赖喇嘛，第六、九、十世班禅大师以及其它佛教高僧曾来此朝拜驻锡。同时，它受到历代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和扶持，朝廷多次赐赠匾额、法器、佛像、经卷、佛塔等。据有关汉藏史籍，康熙三十七年（公元１６９８年），清廷向塔尔寺赐赠“净土津梁”匾一面；乾隆十四年（公元１７４９年），章嘉国师意希丹贝仲美·若贝多杰从京城来塔尔寺，还来乾隆皇帝御赐的“梵教法幢”匾１面、用５０两白茛制成的“曼扎”（供坛）１座，用３３两白银制成的“八吉祥图”１幅，亲自献给大金瓦殿，另带来乾隆帝亲赐的“梵宗寺”匾额１方，持于大经堂；乾隆四十四年（公元１７７９年）藏历十月十六日，六世班禅大师贝丹意希（公元１７３８——１７８０年）赴京途经青海一度住居塔尔寺，向大金瓦殿献右旋白螺和１５０两钝银制成的曼扎（供坛）等法器。六世班禅驻塔尔寺期间，乾隆皇帝向班禅大蚰赐“单间宗演庆”紫匾，并赠释迦牟尼佛、十六尊者等铀佛像３２尊，各高３尺，赠《甘珠尔》大藏经１０５函，另赠其他大小佛像、佛塔、法座等，班禅大师全部献给塔尔寺。该寺原有近８０名活佛，不少人受到中央王朝的册封或授给名号。阿嘉、赛赤、拉科、却藏、色多、香萨、西纳、却西等系统，在清代被封为中短呼图克图或诺们汗。其中，阿嘉、赛赤、拉科为驻京呼图克图，有的当过北京雍和宫和山西五台山的掌印喇嘛。正是因为这些特殊原因，塔尔寺发展迅速，规模越来越大，成为蜚声国内外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是青海省境内最主要的圣地和旅游景点。现存塔尔寺共占地４０万平方米，总建筑１万余间，约占地１０万平方米，殿堂２５座主要有大金瓦殿、大经堂、九间殿、花寺、小金瓦殿、大拉让（班禅行宫）、弥勒佛殿、释迦佛殿、依怙殿、达赖遍知殿、隆波护法殿、达赖寝宫（森康贡玛）、达赖宝座殿、密宗经院、医明经院、时轮经院、法舞院欠巴扎仓、印经院、大厨房等。整个建筑依山就势，具有鲁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依照不同地形，构成２０多座建筑群。各建筑群，以殿堂、经堂等主体建筑为中心，组成院落，分布在山坡、沟旁和平地，疏密相间，瑰丽壮观。由于历史积累，该寺文极为丰富。富丽堂皇的建筑、琳琅满目的法器、千姿百太态的佛像、画技纯熟的壁画、浩如烟海般的文献藏书等等，使之成为一座庞大的艺术宝库。特别，该寺的绘画、堆绣、酥油花，被称为“艺术三绝”，驰名中外。现全寺共有僧侣５３４人、活佛１１人。依照传统每年农历正月、四月、六月、九月分别举行四次生寺性的法会，称之为“四大观经”。会期有展佛、跳欠、转经等各种活动。届时，各地群众去集，规模盛大。此外，在农历十月下旬有纪念宗喀巴圆寂的“燃灯五供节”和年终的送瘟神活动。

　　历史上，塔尔寺曾几次失火，造成较大损失。清同治七年（公元１８６８的）四月，密宗经院、时轮经院、达赖扁知殿、森康黄玛（上寝宫）以及拉科、西纳、却西、土观、嘉木样、当彩、嘉雅等活佛的府邸曾毁于战火。新中国成立后，塔尔寺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保护。公元１９６１年３月４日，国务院将塔尔寺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先后拿出人民币３９３万元专款，用于塔尔寺建筑的修缮。但由于寺院地处高原，地形条件复杂，周围植被遭到人为的破坏，地表水长期侵蚀古建筑群，加之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一些殿堂建筑不同程度地出现地基下沉、墙体裂缝、梁柱脱铆，面临倒塌损毁的险情。公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国家经过考察论证，决定全面抢修加固。公元１９９２年起，国务院先后拨出３７００万元专款，青海省人民政府提供２７０余万元的配套资金，加之香港知名人士邵逸夫先生慷慨损助３００万元港币，总投资达４３００余万元，对塔尔寺进行了为时５年的全面修缮，这是塔尔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维修工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宗教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经过这次维修，塔尔寺根除了险情，再生光辉，更加气势磅礴，宏伟壮观。

　　塔尔寺向以活佛众多、有严格的学经制度出名。不少活佛、格西学识渊博，论著颇多。有的受到清朝皇帝册封，驻锡京城。其中，寺主阿嘉和拉科活佛，受封为“禅师”、“驻京呼图克图”，还有一些活佛也在朝廷和西藏上层有过重要影响。许多活佛，既是塔尔寺活佛，又是其他寺院的寺主。塔尔寺建成后，通过这些活佛进一步扩大影响，并为格鲁派在青海地区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如该寺的色多活佛，始于明万历年间的阿旺赤列嘉措，相传他是今民和地区的一位土族高僧，曾跟随三世达赖去内蒙古土默特部，在那里传教化缘。三世达赖去世后，他从土默特随四世达赖喇嘛去西藏，将化缘所得银两悉数献给拉萨小昭寺，作为铺盖金顶的费用。鉴于他对佛教的贡献，四世达赖授给他“色多岱青”的名号。“色多”是藏语，金顶的意思，成为该系统的佛号。色多活佛既是塔尔寺的一位主要活佛，又在湟中境内建有自己的寺院色多寺，在湟中、大通、海晏、刚察等地有较大影响。色多寺现址在湟中县上五庄乡峡口村，故亦称峡口寺。色多转世活佛系统至今共历８世，有的是蒙古族，有的是藏族，对塔尔寺的发展多有建树。其中，第六世罗桑楚臣嘉措（公元１８４５——１９１５年），今湟中县人，学经于色多寺和塔尔寺，曾任塔尔寺密宗经院堪布、塔尔寺总法台和化隆夏琼寺法台，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高僧，他于公元１９０３年写成的《续修塔尔寺志》，是继土观《塔尔寺志》之后，全面记载反映塔尔寺历史的志书；他所著《藏文文法根本颂色多氏大疏附表解》，简称《色多文法》，与《司徒文法》齐名，是学习藏族语言文字者必读的语法著作。

　　塔尔寺的嘉雅活佛始于噶辛然坚巴噶桑俄智（法名亦作扎巴坚赞）。他是凉州加多地方人，明末去西藏学经，因博通显密经典和五明文化，第五世达赖喇嘛授给他“摩诃班智达”（大学者）的称号及印信，并赐赠给自己的画像等圣物。约在清初，噶桑俄智回到故乡，在今甘肃天祝创建嘉雅寺，全称“嘉雅却科达吉林”，清史作“札雅寺”，后由三世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创建该寺显宗经院，乾隆五十五年（公元１７９０年）清廷赐“延禧寺”匾额。噶桑俄智在天祝地区传教，颇有声望，被塔尔寺所属六族之一的申中族昂锁拜为上师，请来湟中传教，献给土地，为他修一寺庙，称嘉雅朗日寺（在湟中境内，后消亡）。当时的多巴昂锁也尊他为上师，献多巴新寺和扎麻隆静房以及寺属土地。自此，噶桑俄智移居湟中，其家族一些成员亦随之迁来湟中俄希村，当地人称之为“凉州家”。噶桑俄智的历辈转世称嘉雅活佛，后成为塔尔寺的一个活佛系统，至今共历６世（按宗教追认习惯，噶桑俄智前尚有７世）。按噶桑智为第一世计，第二世嘉雅罗桑达吉，被清朝封为“额尔德尼察汗呼图克图”；第五世格桑楚臣丹贝尼玛（公元１８５８——？年），今湟源县蒙古族，为固始汗第八子扣裔，获有“林塞噶居”学位，曾任塔尔寺密宗经院堪布和塔尔寺总法台，清兴绪四年（公元１８７８年）、光绪十二年（公元１８８６年），两次去外蒙古车臣汗部，于根噶林、代吉林等庙讲经传法，于库伦拜见哲布丹巴，还朝拜过山西五台山、北京、西藏萨迦等地佛教寺院圣地，著有《塔尔寺密宗经院志》等；第六世嘉雅罗藏丹贝坚赞（公元１９１６——１９９０年），青海海晏县蒙古族，公元１９３５年出任塔尔寺第九十任法台，公元１９３９年起，选任为第十世的班禅大师的经师，公元１９５１年随班禅大师进京，参迦协商和平解放西藏事宜，同年陪伴大师进藏，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班禅大师的成长起过重作作用，历任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青海省佛教协会事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等职。

　　塔尔寺的巴周活佛，其第一世曲结金巴嘉措，出生于西藏聂塘寺附近，本寺为民和县境内的巴周寺。据色多六世的《塔尔寺志》，早在清军入关前，金巴嘉措奉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之命去盛京（今沈阳），被皇太极奉为上师。据《皇朝藩部要略》等史籍记载，明末固始汗入据青海后，为了稳住蒙古诸部，在青海站住脚跟，进而武力控制整个藏区，早在明崇德二年（１６３７年）即向满洲贵族“遗使通贡”，积极结纳。公元１６３６年，因始汗亲往拉萨秘会达赖、班禅，主要内容之一是协商与清政权建立联系，约于公元１６４０年，西藏格鲁派集团首次派出使团，以固始汗侄孙伊拉古克三活佛为首席代表前往盛京，于崇德七年（公元１６４２年）抵盛京。因此，曲结金巴嘉措可能是使团成员之一。色多《塔尔寺志》说，金巴嘉措在盛京向清王室和臣民传法，预言如能信仰宗喀巴之教，做其施主，将于某年某月可为转轮王（指可以统一天下）。此后，藏历木猴年（１６４４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明朝覆灭，清军趁吴三桂献山海关之机攻占北京，藏历五月初一日，顺治帝登基。因形势发展一如金巴嘉措所预言，金巴嘉措备受尊崇，遂拉于皇宫。该书还说，金巴嘉措为祝愿清朝国运昌盛，在北就皇宫紫金殿中专供一塔，内装吉祥天女（格鲁派最主要的护法神）画像，在黄殿之间称作“神山”的山顶上专门筑造巨塔一座，塔前立吉祥天女主仆三尊的石像。他还在京城北隅主持修建了东黄寺，后来五世达赖进京觐见顺治皇帝帝，即住此寺。由于金巴嘉措为清王朝与格鲁派建立密切联系有过重大贡献，顺治帝封他为灌顶国师，赐给印册，并敕建巴州寺，赐“赖建弘善寺”匾额。金巴嘉措死于北京，其灵存放于皇宫，以后历辈转世，称为巴周活佛，成为塔尔寺的一个活佛系统。巴州寺，即弘善寺《西宁府新志》作“洪善寺”，长白文孚《青海事宜节略》作“宏善寺”，云“顺治二年（公元１６４５年）建修，康熙三十四年（公元１６９５年）敕赐“慈云殿”匾一面”。该寺藏语全称意为“巴州寺佛教讲修兴旺洲”，现址在民和县西沟乡的白家藏村，故亦称“白家藏寺”或“白家寺”，由当地称作“灵山活佛”的白姓喇嘛（俗称“白佛爷”）世代转世，执掌政教。公元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该寺活佛白钟秀在当地积石山山麓天井峡口为本寺喇嘛坟茔所立碑文称：初有西藏佛僧４人，于明永乐初来内地，辅佐明廷，因忠烈昭著，钦赐灌顶普慧弘善大国师，至清康熙年间，官封远东自在王职，加呼图克图，敕赐匾、剑、印，授给香火根５００两，于天井峡外旨修寺院经堂。碑文未言资料出处，但基本说出了“弘善”的来历和来自西藏的高僧建寺的情形。弘善寺自清代以来受到中央王朝支持，香火极盛，旧时有香粮地７２００亩，分布在西沟、东沟、紫沟、古鄯、总堡、联合等地。相传初为塘尔垣寺属寺，后来独立，下辖民和县境内的嘉吉寺、李家红滩寺、铁家寺、慈利寺、巴州静房（火烧坡寺）和化隆县境内的赛支寺、安关寺等。清道光年间，有僧２００余人，建有两座高大经堂、三世佛殿、护法殿等主体建筑和加央曲结、赛钦曲结、梅干曲结、三洛阿洋等四大活佛的囊欠院，并设有显宗、密宗、时轮、医明四大经院旧一座正规的格鲁派大寺。清同治年间，毁于兵燹，光绪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９５年）再毁，民国年间仅有僧４０余人。公元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减至２５人，现有僧８人。相传寺内原藏有顺治帝所赐皇冠、衣饰、念珠以及清朝所赐匾额等，后均荡然无存。

　　塔尔寺当彩活佛，以其第一世罗桑多杰出生地祁家川的当彩村而得名。祁家川塔尔寺的香火地，罗桑多杰因建塔尔寺的小金噶尔哇（府邸）。当彩·罗桑多杰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１６９２年）出任塔尔寺第十七任法台，由他筹资修建了小金瓦殿，藏语称“赞康钦莫”，意为“大护法神殿”，主要用来供奉护持、庇佑塔尔寺僧人及殿堂的各种护法神像，其中最主要的一尊护法神称“赤列嘉布”，由当彩·罗桑多杰请自西藏哲蚌寺。殿堂落成后，建立了每年农历四月初六日塔尔寺举行法会时迎请护法神像巡行全寺的制度。清嘉庆十四年（公元１８０９年），铺盖该殿镏金铜瓦殿顶，与大金瓦殿要比美。自此，始有小金这称。该殿为藏汉结合式建筑，由前院、中院回廓、大殿三部分组成，矩形平面，突出中轴红，对称布置。地基铺设石条，围以藏式青砖红墙，边麻墙体，饰有铜镜、藏窗。殿内供各种护法神像，回廓上陈列着熊、野牛、野羊等动物标本，威严糖果秘，传为护法神之坐骑。汉式门亭及金顶两帝平顶，置有幡幢、宝瓶等饰物，更显得肃穆庄严。当彩活佛共传６世，第六世图丹晋美诺尔布，即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兄，今平安县石灰窑乡红崖村（即当彩村）人，公元１９５０年由西藏出境去印度，后居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历辈当彩活佛亦为今平安县境内的夏宗寺和安家寺寺主。夏宗寺位于寺台乡瓦窑台村，地处阿尼吉利山脉的夏宗林场，夏宗是“夏哇日宗”的缩写，意为“鹿寨”，指鹿类生息的地方。这里层峦迭嶂，林木茂盛，兼有山泉流水，环境幽静。它与今海南兴海县的智革尔贝宗（亦称塞宗）、海东乐都县的班摩却宗（亦称普拉央宗）、黄南尖扎县的阿琼南宗，并称为“安多四宗”，在历史上是藏传佛教僧人闭关修持的出名静地，故夏宗寺藏语称“夏宗珠代”，意为“夏宗修行处”。据传，早在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３９９年），僧人法显（约公元３３７——４４２年）与法友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赴印求经，曾途经此地，一度居留活动。宋代，这里即建有静房，有藏僧修炼。南宋高宗建炎年间，宋朝在这里找到唃厮啰的后裔宜麻当正，赐名赵怀恩，令其措置湟鄯事，夏宗静房得扩建。元至正十九年（公元１３５９年）西藏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杰（公元１３４０——１３８３年）应元惠宗（妥灌贴睦尔顺帝）之召去北京，路过青海，一度居住夏宗静房，给刚满３岁的宗喀巴在这里受近事戒。青海地区更有许多名僧，如宗路透社巴的启蒙师即夏琼寺的创建者曲结顿珠仁钦、塔尔寺的首任治台鄂色嘉措等，都在此修行过。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噶玛巴乳必多杰（亦译若贝多杰）去世后，有位叫南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公元１６１７——１６８２年）时期，罕达隆活佛又在夏宗开辟出一个新的修行延，五世达赖赐名“具喜园”；清乾隆十一年（公元１７４６年），塔尔寺的第一世安加苏活佛罗桑衮噶住持夏宗，新建一座经堂；乾隆四十四的（公元１７７９年），塔尔寺的第二世当彩活佛益希噶桑住持夏宗寺，塑立释迦佛、弥勒佛、不动佛等佛像；后来，第三世当彩活佛罗桑克珠尼玛再次修建夏宗寺经堂。从而，该寺发展成一座较大规模的寺院，以塔尔寺院母寺，历辈当彩活佛为其寺主。夏宗寺在清代有僧４０余人，建筑４００余间。全寺依山临水，由经堂、噶玛、八卦亭三个建筑群组成。其中，经堂在山根平地，三转五大开间，为全寺主体建筑；噶玛区是在乳必多杰居住过的石窟基础上护建而成的，依山岩建有７层高佛宇，内保存有乳必多杰用过的法座、法器、供物、佛像、经卷等，还有一塔，是宗喀巴受戒纪念塔，内装宗喀巴的袈裟、靴子等物；八卦亭在山腰，三面绝壁，壁高５０余米，挺拔险峻，巍峨霄汉。此外，有株古柏，相传从宗喀巴受戒剃发处长出，一直被视为寺院圣物；寺院南面石岗上，有座“本康”，是为阿尼吉利山神而建。该寺在公元１９５８年有僧１３人，后来建遭到破坏，公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部分修复，现有僧７人。安家寺位于今平安县古城乡的角加村西南隅，由塔尔寺的安加苏活佛建于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１７８７年），亦为塔尔寺属寺，后由历辈当彩活佛任寺主，公元１９５８年有僧３４人，建筑１３５间，现有建筑９间，４名僧人，规模甚小。

　　塔尔寺还有许多来自其它寺院的活佛，如赛赤活佛来自今黄南州尖扎县的德千寺；却藏活佛本为互助佑宁寺五大囊活佛之一，是互助却藏寺、化隆夏琼寺、湟源扎藏寺、海西都兰寺等寺寺主；关嘉活佛的本寺是贵德县郭密却典格寺（亦名白马寺）；西纳活佛源自西纳喇嘛，是湟中西纳寺寺主；米纳活佛是贵德县乜纳寺寺主罩仓活佛来自乐都县瞿昙寺等等。塔尔寺正是通过这些活佛，与各寺紧密联系，使格鲁派得到发殿。

　　塔尔寺作为青海最大的格鲁派寺院，开设有显宗、密过、时轮、医明四大经院和宗教舞蹈学院，其不经制度最为完备，在格鲁派寺院中具有导向作用。从明朝万历四十年（公元１６１２年）起，塔尔寺每年于农历正月、四月、六月、九月举办四次全寺性的法会，称之为“四大观经”会。此外，有一些小型的法会和年终称作“送阿依班玛”的驱瘟迎新活动。主要法会上举行跳欠、晒佛、亮宝、转金佛、展出酥油花等传统的宗教活动，亦有较大影响。这些均在以后章节中专文叙述。

　　佑宁寺的建立及其相关寺院

　　佑宁寺，藏语全名“郭隆弥勒洲寺”，简称“郭隆寺”，“佑宁寺”是清雍正十年（公元１７３２年）清王朝所赐汉文寺额，位于今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乡的哲加地方。寺院所在地后称“郭隆”，意为寺沟。寺处藏、土、汉族聚居地，僧源有藏族，但多为土族，故亦认为是青海主要的土族寺院。当地相传，早在公元十四世纪初，这里建有萨迦派寺院，规模还不小，噶玛巴四世乳必多杰来青海后，曾一度在这里活动。明代，青海东部地区萨迦派衰落，一些寺院相继改宗格鲁派，但从土观罗桑却吉尼玛的《佑宁寺志》看，佑宁寺初建时，原来寺宇建筑已不复存在。至于何以如此，尚不得而知。明万历十年（公元１５８２年），第三世达赖喇嘛应请去内蒙古参加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葬仪第二次来青海，曾辗转今海南、海东、海北及甘南等地，传播佛教教义，发展格鲁派。万历十二年（公元１５８４年），三世达赖传教到今佑宁寺所在地的哲加，见山势峥嵘，景色秀丽，建议当地部落头人在此修建寺院，以宏扬格鲁派教法。相传三世达赖还在这里讲经传法，听众多达１０余万人，使格鲁派进一步深入人心。三世达赖去内蒙古圆寂后，格鲁派上层出于政治需要，认定俺　答汗的曾孙为第四世达赖喇嘛。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去西藏坐床，途经哲加。这时，该地已有了建寺的群众基础，周围十三部落头人联名提出建寺的请求，要求西藏派高僧来主持外长建工作。翌年，第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和四世达赖从西藏派第七世嘉色活佛顿悦却吉嘉措来青海，主持建寺事宜。七世嘉色，西藏达丰地方人，早年学经于达布扎仓，后住持达布扎仓，是当时西藏很有声肓的高僧。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１６０４年），嘉色活佛在第一世松巴丹曲嘉措等人的协助下，初建成大经堂、嘉色寝宫等，并开设显宗经院。此后，该寺受到入据青海的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的支持，固始汗曾向寺院布施给大批土地和百姓，并于清顺治四年（公元１６４７年），与四世班禅、五世达赖联合发给寺产执照，从此发展很快。至清康熙年间，寺僧居增到７０００余人，大小院落２０００多座，译有显宗、时轮、密宗、医明四大经院，成为青海湟水以北地区最大的寺院。历史上，下辖有４９座属寺，分布在今青海省的互助、大通、乐都、生命线隆等县和甘肃省的天祝、肃南、张掖等地，另在新疆、东北亦有其属寺。佑宁寺由于属寺众多，且不少寺院由该寺僧人主持修建，故称为“湟北诸寺之母”。寺内有大小活佛２０多名，最出名的有章嘉、土观、松巴、却藏、王佛等五大囊活佛和李家、杜固、色尔当、加定、五十、霍尔郡、群察、林嘉、郭莽等九小囊活佛。其中，章嘉、土观为驻京呼图克图，在甘青、内蒙、北京、西藏影响很大，特别章嘉系统，从二世阿旺却丹（公元１６４２——１７１４年）起，因协助清朝调解漠北蒙古内部纠纷，劝说青海蒙古诸部归顺清朝，极受清室器重，历任国师，住持内宾蒙汇宗寺，管理京城、内蒙等地宗教事务，与达赖、班禅和外蒙三的的哲布尊丹巴，并称为“黄教四圣”。

　　佑宁寺还以代出名僧闻名于藏区，该寺制度严格，学风极盛，康熙年间，拉萨三大寺首届考取的５名拉然巴格西中，来自佑宁寺的学僧就占３名。该寺的第三世章嘉、土观、松巴都是藏族史上最出名的学者。其中，三世章嘉若贝多杰（公元１７１７——１７８６年）精通藏、汉、蒙、满文，曾蒙译《甘珠尔》经，编修《同文韵统》，统校《四体合壁清文鉴》、《首楞严经》、满文《藏经》，指导藏译《金刚经》，编定《喇嘛神像经》、《正字智源》等；三世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公元１７３７——１８０２年）一生著述１５函，其代表作《诸派源流晶镜史》全面评述印度教、西藏佛教各派、藏族本教以及汉地道教的形在发展情况及其教义，名扬中外；三世松巴益希班觉（公元１７０４——１７８７年）出身于青海和硕特蒙古王族，为二世章嘉和二世土观之弟子，深造于哲蚌寺，曾任哲蚌寺郭莽扎仓堪布、锡金吉蔡寺法台，乾隆二年（公元１７３７年），陪同三世章嘉若贝多杰去京，校对内地印制的藏文经籍，获得“额尔德尼班智达”名号，被乾隆皇帝委为内蒙古汇宗寺法合，在青海曾任佑宁寺、羊官寺（在今乐都县寿乐乡）、龙沟寺（在今乐都县引胜乡）、白扎寺（在今互助县丹麻乡）、都哇寺（在今大通县青山乡，亦名祁家寺）等寺法台，他精通显密和医学、工巧、医算、梵文、声韵、文法、绘画等，一生涉足甘青、卫藏、内蒙古和祖国内地，阅历丰富，几乎对西藏文化所有学科都有论著，是一位博学多产的大学者。一生著述凡９函６８部，其代表作《如意宝树史》系统论述印、藏、汉、蒙佛教史，资料极为丰富，已有英、德、俄文和寺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今互助县哈拉直沟松布村人，土族，学经于西藏扎什伦布寺和哲蚌寺郭莽扎仓，曾任昌都寺的讲经轨范师，人称“松巴（青海通称松布”大师“，青海的第一世章嘉扎巴鄂色、第一世丹麻崔臣嘉措、小松巴丹却坚赞等名僧皆为其传法弟子。若宁寺的却藏活倾佛，第一世南杰班觉（公元１５７８——１６５１年），西藏堆垄德庆人，为哲蚌寺僧人，受四世达赖指派来安多弘法，先后被入据青海湖地区的土默特蒙古火洛赤部、喀尔喀蒙古却图汗、和硕特蒙古固始汗以及塔尔寺所属的西纳昂锁等奉为上师，曾任佑宁寺法台创建著或的却藏寺；第二世罗桑丹贝坚赞（公元１６５２——１７２３年），曾任佑宁寺、塔尔寺、广惠等寺法台，为七世达剌喇嘛在塔尔寺时的经师；第三世阿旺图登旺秋（公元１７２５——１７９６５年），系三世章嘉国师若贝多杰之弟、三世拉科活佛阿旺丹增嘉措之兄，清朝封为“呼图克图”，七世达赖授“阿齐图额尔德尼诺们罕”名号，建塔尔寺医明经院，在夏琼寺兴建大经堂皇和却藏活佛院，自此历辈却藏为夏琼寺寺主，他也是一位出名学者，著有《夏琼寺志》、《三世章嘉传》（均公元１７８７年成书）等。佑宁寺的王佛，也是该寺五大囊活佛之一，始于第二十八任任法台王曲结·扎巴班觉。他是今互助县城关镇大寺村人，土族，才识精湛，敏于思索，擅长诗作，被誉为高僧；其第二世噶桑图验意希达吉（公元１７３９——１８０４年），今互助县东沟乡土族，曾受章嘉国师若贝多杰的派遣，去内蒙古做科尔沁王的受供喇嘛，长期传教于科尔沁、敖汉等地，公元１７８３年被乾隆帝封为呼图克图，自此该系统通称“王呼图克图”，简称“王佛”，二世王佛教任佑宁寺法台，一生去内蒙古活动五、六次之多，在内［蒙古的科尔沁、敖汉、土默特、翁牛特、奈曼、达尔罕等部均有影响；三世王佛噶桑图登丹贝尼玛（公元１８０５——１８４５年），门源朱固人，公元１８３０年任佑宁寺第六十一任法台；四世王佛罗桑，崔臣达吉嘉措（公元１８４６——１９０６年），门源仙米人，曾两次出任佑宁寺法台，协助六世土观修建佑宁寺经堂，长期传教于内蒙古的敖汉、奈曼、扎噜特、达尔罕、扎赉特等地；五世王佛阿旺钦饶嘉措（１９０６——１９６３年），今互助县五十乡保家庄人，土族，亦两次出任佑宁法台，聪明好学，撤擅长历史、书法，所著《佑宁寺志》是继三世土观《佑宁寺志》之后有关佑宁寺历史的专著，已有汉文译本。佑宁寺由于名僧辈出，著作宏富，加上章嘉、土观、松布（既松巴）、却藏、王佛等呼图克图的活动和影响，发展很快，成为安多湟水北部地区最大的格鲁派寺院，其影响甚至一度超过塔尔寺。

　　历史上，佑宁寺拥有大量的房屋土地和其它生产姿料，豪富一方。据三世土观的《佑宁寺志》，该寺建立后，来青海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王巴图洪台吉及女王阿娜等做施主，将达那寺以上地区的全部土地献给该寺作香火庄，并向寺院经常送去供养僧众的布施财物。明崇祯十年（公元１６３７年），固始汗自新疆率部入牧青海，消灭却图汗部后，将代措湖以上、厦柯合（在今大通县境）以下的华热、宗路透社和浩门河流域的农牧区全部献给郭隆寺，并于清顺治四年（公元１６４７年）会同达赖、班禅、联合签发了寺产印诰执照。约在明崇祯十一年（公元１６３８年），西藏的吉雪活佛丹增罗桑措米安多传法，女王阿娜将黄河边夏尔仲头人所属的５００户人家赠送给吉雪活佛，吉雪又转献于郭隆寺。从上述记载看出，佑宁寺早在明末初建不久，吉雪又转献于郭隆寺。从上述记载看出，佑宁寺早在明末初建不久，即有大批土地。从上述记载看出，佑宁寺早在明末初建不久，即有大批土地、田产和属民。又据土观《佑宁寺志》，清顺治七年（公元１６５０年），赞布顿珠嘉措辞去郭隆寺治台，去赛柯合（今大通县东峡乡）地方建果莽寺独立，从原郭隆寺的香火庄中分去两千户牧民。后来，两寺为寺产发生争执，果莽寺凭借青海湖地区蒙古首领车臣洪台吉的势力，武力抢夺郭隆寺的一部分香火庄（后称之为“赞萨”，意为“强占地”），将甘禅寺、加多寺、失固寺等原郭隆寺的属寺强行变为果莽寺的属寺。两寺多年纠纷后经藏五拉臧汗等调解平息，郭隆寺的香火庄较前虽有所减少，但仍占有大批土地、山林、牧场。据统计，公元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佑宁寺和当地昂锁共占有耕地５万多亩。

　　佑宁寺建成至今近４００年间，饱经历史沧桑，三次被毁重建。雍正元年（公元１７２３年），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起兵反清，果莽寺、郭隆寺等因与当时蒙古贵族的密切关系，部分僧人“随青海蒙古谋逆”，参与反清活动，二寺受到株连，次第被清军烧毁（郭隆寺毁于雍正二年正月）。雍正十年（公元１７３２年），雍正帝敕令重建，分别赐额“广惠寺”、“佑宁寺”，并“敕赐牌文，限令每寺延僧二百人常住熏修，将番地所输之粮，每岁按寺给发，以为口粮衣单之资。其印计策缴于礼部，不准世袭。”（注解：长白文孚著、魏明章标注：《青海事宜节略》，青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７７０页。）后来，经章嘉、土观等驻京呼图克图活动，清廷如前器重佑宁寺，乾隆十四年（公元１７４９年），又敕赐“真如权实”匾一面；乾隆三十五年（公元１７７０年），敕赐“广慧寺”匾一面。在清王朝和当地信众的支持下，佑宁寺很快恢复，并得到发展。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族人民奋起反清，佑宁的、寺大经堂等又毁于拴燹，后由第六世土观活佛罗桑雪珠旺秋（公元１８３９——１８９４年）负责重建于光绪年间，前后历时１５年。重建后有院落５００多处、僧侣１０００余人。公元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有各类建筑２３００余间、僧侣３０００余人、活佛１６人。６０年代，佑宁寺再次遭到严重破坏，除土观囊等少数院落，多数建筑和珍贵文物皆荡然无存。８０年代起再次重建，先后建成嘉色康（嘉色寝宫）、贤康（弥勒佛殿）、尼达康（土地神殿）、卓玛拉康（度母殿）、噶当什则（噶当殿）、章嘉佛殿、赞康（护法神殿）、卓玛拉康（度母殿）、噶当什则（噶当殿）、章嘉佛殿、赞康（护法神殿）、夸觉什则（空行殿）、小经堂（密宗经堂）、嘉色囊、土观囊以及大经堂。现除１０余座活佛囊房尚未建成外，其它基本恢复原貌。现共有殿堂１３、座僧舍１３５院１７０余间，全寺占地共４６０亩。各殿堂围绕大经堂依山而建，高低错落有致，组成完整的汉藏结合式建筑群。目前有僧２００余人，寺僧仍多为土族，其香火来源除本县外，尚来自湟水两岸和祁连山南北。寺院每年有大量的布施收入，据公元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统计，布施收入每年约现金７３５００元、粮食１５万斤，还有可观的茶叶、酥油、毡毯等实物收入。该寺还实施以寺养寺方针，植物造林，发殿旅游、养殖、服务行业，自办商店、印金院、藏医门诊所等，僧人生活丰裕。通过收集、挖掘，部分文物失而复得，主要有印度造释迦牟尼佛像、“骡子天王”像、金刚持像、相传安多地区最早的佛像“吐浑头杰干保”像以及明朝永乐和宣会、德年间所造钗钹等法器。另寺院后山半坡尚存第一世章嘉扎巴鄂色墓葬和明代古柏旃檀各一株等。传统宗教活动恢复正常，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日下午至十六日上午，举办正月祈愿大法会，期间初八和十五日为观经日，有跳动欠、晒佛等活动；三月十五日至四十五日为全寺辩经期会，亦有晒佛、跳欠活动，是当地较大的庙会；六月初二日下午至初九日上午为纪念佛祖转法轮的六月法会，初八为观经日；腊月底举办多勒（骡子天王）经会。佑宁寺由于其历史影响和宗教地位，受到国内外外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少外宾和港澳台同胞，以及蒙、藏、土族地区信众纷纷来寺观光朝拜。十世班禅大师、西藏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等曾亲临寺巡礼视察。

　　旧时，佑宁寺所辖４９座属寺，多为五大囊活佛的附属寺院。其中，属土观囊的寺院，有今互助县境内的华严寺（亦作花国寺，在松多乡）、曼头寺（在丹麻乡）、金刚寺（在丹麻乡）、扎兹寺（亦名扎兹卓玛桑迥玛拉康，在李家乡），在乐都县境内有章嘉寺（在李家乡）、扎德寺（在今共和乡努未池沟），在大通县境内有祁家寺（在青山乡），在甘肃境内有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嘉雅寺、张掖地区的马蹄寺；属章嘉囊的寺院，有今乐都县引胜乡的鹿角哇寺、大通县宝库乡的章嘉的寺院，有互助县五十乡的天门寺（寺内原设有佑宁寺的曼巴扎仓寺（在芦花乡），大通县境内的平安寺（在多林多，寺内原设有佑宁寺的丁科扎仓）、奴木齐寺（在逊让乡）、松布尔寺（在宝库乡）等，属藏囊的寺院，有互助的白马寺、甘肃小肃南裕固族自法作用县的乃曼寺、新疆焉耆且的藏苏木寺、新僵和焉耆县的却藏苏木寺、新缰和靖县的夏日苏木寺等。以上寺院中，很有影响的寺院有今互助县南门峡乡却藏滩的却藏寺、湟源县巴燕终年的扎藏寺等。却藏寺曾异这与为“朝藏寺”、“吹布宗寺”等，由出生于西藏堆垄德庆地方的第一世却藏活佛南杰班觉始建于清顺治六年（公元１６４９年）。清雍正元年因罗卜藏丹津事件被毁，当时住持寺院的第地开展却藏活佛罗桑丹贝坚赞亦被处死。雍正十年，清朝敕令重建，赐名“广济寺”。乾隆三十年（公元１７６５年），清廷赐“广教寺”匾一面，于寺前山门，许建九龙壁一座，规模巨大。不久，清朝再赐“祥轮永护”匾额。当时处于极盛时期，有僧８００余人。同治年间，部分建筑再次毁于兵火。光绪十三年（公元１８８７年）第五世却藏活佛罗桑图登雪珠珠尼玛（公元１８５９——１９１３年）重修，僧侣３００余人，建有大小经堂、千佛殿、拉木桑佛堂、贤康（弥勒殿）以及却藏、章嘉、赛赤、归化、丹斗、阿群、麻干、莲花、夏日、拉科等十位活佛的府邸和都兰王的王府，共９４个院落，设有显宗、密宗、时轮经院，采用西藏哲蚌寺教程，影响远及今海北州门源县的皇城、苏吉滩和刚察县，海西州的都兰、乌兰县以及新疆等地。公元１９５８年有僧１５０余人、活佛９名，现２０余僧。每年农历正月和六月分别举行祈愿法会，群众赶会往观，成为群众性的宗教活动，兼具民族贸易和文艺活动性质。

　　扎藏寺是一座以蒙古族为主要僧源的寺院，位于今湟源县巴燕乡的莫尔吉沟口。当地林木茂密，景色秀丽。据西北民族学院却太尔教授于公元１９８２年写给扎藏寺管家年官布却有关该寺历史的一份材料，远在东汉末年，有汉僧在此活动建有僧舍；唐贞观十五年（公元６４１年），文成公主进藏，吐谷浑首领在此迎接公主；宋代，在今扎藏寺南莫尔吉河对岸的哈毛尔达哇山上由当地蒙古族僧人建成塔雁静房，信奉西藏佛教萨迦派。明万历六年（公元１５７８年），三世达赖喇嘛来青海，曾到此讲经传法，该静房改宗格鲁派。明崇祯十年（公元１６３７年），在当时入据青海的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的支持下，由五世达赖的传法弟子扎藏曲结加央喜饮北迁塔雁静房于尔吉沟口，正式建成扎藏寺，全称“扎藏噶丹群科林”（意扎藏县喜法轮洲寺），成为安多地区十三大寺之一。加央嘉饶的历辈转世为寺主，封号“车臣诺们罕”／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扎藏寺作为反清据点之一，受到打南海，雍正六年在册老僧有１２０名。清乾隆年间，第三世却藏活佛阿旺图登旺秋（公元１７２５——１７９６年）任该寺法台，寺院一度复兴。自此，扎藏寺成为却藏寺属寺。乾隆八年（公元１７４３年），乾隆帝敕赐“佛光普照”匾额。同治年间，扎藏寺毁于兵乱，光绪元年（公元１８７５年），由五世却藏罗桑图登雪珠却吉尼玛（公元１８５９——１９１３年）主持重建。公元１９６６年再次拆毁，公元１９８４年后重建，现有林小经常和僧舍等共９７间，寺僧１３人。

　　扎藏寺是原和硕特蒙古在青海的出名寺院，在海北、海西等地蒙古族群众中很有影响。民国二十年（公元１９３１年）青海省设都兰县以前，扎藏寺一直是青海蒙古２９旗联合协商政箩务的中心，为青海左右翼蒙古盟长代表常设办事处所在地。寺内建有七座和硕特蒙古王公的府邸，俗称之为“衙门”，即北左末旗的茶卡王衙门、西后旗的柯柯贝勒衙门、北右旗的宗贝子衙门、西右前旗的默勒扎萨衙门、南左后旗的托茂公衙门、南右末旗的居里盖扎萨衙门和西前旗的乌兰亲王衙门。在清代，朝廷每年于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派一名钦差来寺，与诸王公祭海会盟，扎藏寺是最主要的活动场所。

　　扎藏寺原有建筑６００余间，主体建筑为总领全寺的大经堂和三世佛殿、弥勒殿、寺主车臣诺们汗的曲结囊欠等，多为藏汉合璧风格的楼式建筑，颇为宏丽。寺内保存有固始汗用过的盔甲、战刀等遗物，藏有藏、汉、蒙三种文字合璧的《甘珠尔》经１套，极为珍贵。全寺设有居巴、静房、贝勒三大扎仓，均属密宗经院。其中，居巴扎仓为全寺性经院，采用塔尔寺教程；静房扎仓和贝勒扎仓分别为塔雁静房和贝勒尕卡（西藏扎什伦布寺扎藏寺代表）所属经院，均采用扎什伦布寺教程。

　　佑宁寺除许多直接管辖的属寺，还有一批由佑宁寺僧人的创建、关系密切的寺院，这些寺院的建立和民展，也是佑宁寺辐射的结果。在清代，佑宁寺除五大囊和九小囊活佛，还有著名的丹麻珠钦和柳家贡干、柳家珠钦等高僧，为这种辐射作出过突出贡献。丹麻珠钦，意为“出生于丹麻地方的大修行者”，真正的法名是崔臣嘉措，于明万历十五年（公元１５３７年）生地今五助县丹麻乡，早年学经于佑宁寺，万历四十一年（公元１６１３年）去西藏，游学于哲蚌寺和达布扎仓，学有成就，尤通佛教空性理论，被称为四世班禅在空性学说方面的四大名徒之一。返回安多后，曾为同仁隆务寺曲哇活佛罗桑丹贝坚赞（公元１５８１——１６５９年）和第一世夏日仓活佛噶丹嘉措（公元１６０７——１６７７年）的经师。明崇祯十年（公元１６３７年）出任佑宁寺第八任法台，卸职后去今甘肃天祝建一寺，该寺后于公元１６４７年由第四世东科尔活佛多居嘉措（公元１６２１——１６８３年）扩建成著名的天堂寺。清顺治十年（公元１６５４年），他又在今青海互助县巴扎乡建成甘禅地，该寺后来成为青海大通县广惠寺的属寺。丹麻珠钦以苦修密法取得成就闻名于世，去世后形成一个新的转世活佛系统。称之为“丹麻佛”，为甘郸寺寺主，至今共历六世。其二世阿旺丹增赤列（公元１６６６年——１７２３年），今大通县人，早年学经于广惠寺，后去西藏，公元１７１０年任佑宁寺密宗经院首任堪布，公元１７２３年任佑宁寺第二十六任法台，同年因参与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登坚赞（公元１７７４——１８４７年），曾任佑宁寺密宗经院第二十六任堪布，公元１８０９年、１８１９年两任佑宁寺第五十一、五十五任法台；五世晋美益希图登嘉措，于公元１８９０年任宁寺第九十任法台；六世晋美嘉措，现为互助县政协副主席。

　　柳家贡干和柳家珠钦是叔侄二人。柳家贡干，意为出生于柳家村的老修行者，法名酹敦达吉，今互助县丹麻乡柳家村人，与丹麻一世崔臣嘉措为同窗教友，同学经于佑宁寺，亦以苦修出名，清初于今乐都县引胜乡的马圈沟建成长嘴沟寺，藏语称“日朝三旦则”，为与其侄相区别，人们称他为“柳家贡干”。其侄根敦罗哲，明崇祯四年（公元１６３１年）生，幼年学经，聪颖勤奋，后入藏深造，学通显密，获“噶居”学位。返回安多，一度闭关修持，人称“柳家珠钦”（柳家的大修行者）。他一面修持，一面继续在佑宁寺投拜第八世嘉色活佛罗桑丹增、第二世章活佛阿旺罗桑却丹等，进一步学习各种佛经，曾损资修建佑宁寺弥勒殿，于其叔所建长嘴沟寺塑立弥勒佛像。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１６８７年），根敦罗哲倡建羊官寺，康熙三十年（公元１６９１年）再建羊官寺显宗经院。根据罗哲因以修行闻名于世，遂称其转世系统为“贡依仓”，又因出生于柳家村，又却智坚赞（公元？——１７２３年），青海湖地区若索部落人，学经于佑宁寺和拉萨哲砷寺郭莽扎仓，返回后住持羊官寺，雍正初年再次入藏朝拜，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授给“额尔德尼呼图克图”名号，并赐金刚橛等法器。自此，该系统世袭其名号。羊官寺位于今乐都县寿乐乡，是乐都北山地区的出名古刹。对其创建年代，尚存疑问。《西宁府新志》中有嘉靖三十七年（公元１５５８年）十月哈咂部抢掠羊官寺的记载，有人据此推断头号官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或嘉靖初年（见《乐都县志》）。但《安多政教史》记载羊官由佑宁寺僧人根罗哲建于藏历第十二绕迥的火兔年，即公元１６８７年，并云根敦罗哲亦名根敦桑布，尊称“贡依珠钦”，羊官寺的藏语全称为“东霞扎西曲林”。“贡依珠依”，实际是“贡依仓”和“柳家珠钦”的合写，“东霞”是乐都北山地区的藏语名称，“扎西曲林”意为吉祥法州，当为羊官寺的法名。羊官寺清朝赐名“福祥寺”，康熙年是敕赐“福寿”斗字金匾，道光八年（公元１８２８年）又御赐“禧寿寺”斗字金额紫匾２方。在清代有僧３００余人、活佛５名，除不动声色主贡依仓，另有夏杂仓、湾塘夏茸、斯俄夏茸等。寺院建于群山怀中，照山呈狮子拜佛状，高耸入云，松桦参天，鹿麝共栖；后山拉伊山，亦峻峭秀美。寺前溪水潺潺，两侧宝塔林立，木桥横跨溪上，景色清幽。主体建筑大经常汉藏合璧，琉璃光芒四射。整个布局玄妙，错落有致。历史上羊官司寺曾统管乐都北山地区的２／３地方，正辖引胜沟的龙沟寺（贡依仓一世根敦罗哲之侄柳家然坚巴顿悦罗哲所建）和长嘴沟寺，所属香火地有湾塘族（今乐都中岭、李家乡）、阿拉族（寿乐乡曹岭顶一带）、大巴族（寿乐乡土官沟）、小巴族（共和乡华连沟）等四族所居广大地域，总称为羊官寺的“三寺四族”。寺内存有明朝所赐诰命、敕谕，清朝所赐匾额，明清两朝所赐朝服蟒袍。该寺活佛曾受封为僧纲、呼图克图赐有诏书以及铜印、象牙碗、珊瑚树、金佛、本牌等。现有僧１５人，由第十世贡依仓活佛罗桑顿珠尖措（俗巴鲁顺思，任乐都县政协副主度、省政协委员）主持寺务。

　　据《安多政教史》记载，早在藏历第十绕迥的木猴年（即公元１５８４年，明万历十二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第二次来青海后曾去今海北门源县的仙米一带传教，发展格鲁派。他在这这里持地基，授记建寺，并赐未来所建寺院的法名为“噶丹达吉林”。此后，仙米地方有位叫喜饶嘉措（公元？——１６５０年）的僧人去前藏，被当时的西藏地方政会封为化缘喇嘛。喜饶嘉措回故乡后收化布施，让其侄衮噶嘉措将所得布施财物不断送往西藏，从而与西藏宗教界联系密切。后来衮噶嘉措从西藏请来叶尔巴寺（在拉萨郊区）的拉日堪钦·才旦顿珠主持建寺，在当地信众的支持下，于明天启二年（公元１６２３年）建成了仙米寺。仙米寺当初规模不大，主要是一座１６柱的“扎康”（供诵经、住宿在一起的房屋）。拉日堪钦去世后，仙米寺僧人遵照拉日堪钦的遗嘱，从佑宁寺请来僧人丹却坚赞任第二任法台，住持仙米寺。丹却坚赞是协助嘉色活佛创建佑宁寺的第一世松布丹却嘉措的弟弟，兄弟二人皆通佛学，在佑宁寺颇负盛名，分别称大小松布大师（轨范师）。凡却坚赞于公元１６３３年选任佑宁寺第七任法台之前，住持仙米寺达１０年之久，他于明天启六年（公元１６２６年）建成一座四层楼高的大佛堂，创办显宗经院，寺僧增至百余人，崇祯五年（公元１６３２年），又建成具有６０根大柱的大经堂。至此，仙米寺始具规模，成为青海省海北地区有影响的格鲁派寺院。清雍正二年（公元１７２４年）五月，仙米寺因罗卜藏丹津事件被清军烧毁。翌年，清朝派一等侍卫散秩大臣达鼐来青海办理善后事宜，重建仙米寺，并题寺额“显明寺”。仙米寺在雍正二年焚毁前一直为郭隆寺（佑宁寺）子寺，重建后隶属关系中止，清代最盛时僧人达到５００余人，有阿群、郭莽、堪布夏让等４位活佛。其中，阿群佛也称“仙米佛”，为从西藏请来拉日堪钦负责建寺的衮噶嘉措的历辈转世，是仙米寺寺主，其第二世丹增赤列嘉措（公元１６５５——？年）出生于甘肃庄浪城一个姓宁的汉族家庭，由上世班禅罗桑却吉赞认定，于康熙元年（公元１６６２年）坐床，１６岁起学经于佑宁寺，２３岁获“林塞噶居”学位，２４岁出任仙米寺第十五任法台，对寺院建设多有建树，康熙三十一年（公元１６９２年）去西藏朝拜，第五世达赖喇授予他“额尔尼达尔汗曲结”的名号，是该系统中较有影响的一位。其后有三世索南丹增、四世罗桑却智尼玛（公元１７６２年生）、五世益希丹增却智等。郭莽佛也称“郭莽堪布”，其第一世郭莽喇嘛丹却，出生于仙米万里部落的“智”姓家族，２１岁时离家去西藏，从第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却丹出家，后由第五世班禅大师罗桑益希（公元１６６３——１７３７年）授比丘戒，任命为哲蚌寺郭莽扎仓堪布，８３岁圆寂后，六世班禅巴丹益希认定仙米万果部落出生的索南鄂色为其转世，从而形成郭莽堪布转世活佛系统。仙米寺为原门源哈尔岱、本加、万果、桑巴、秀保等藏族部落的寺院，其管辖范围，东起门源珠固鱼龙滩，西至今门源县克图乡的香卡村，北低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永峰乡的德欠村。寺主阿群活佛为该地区政教首领，寺院除在所属各部落取得给养外，还有权处理各种民事案件。该寺还以建筑宏伟和风景优美闻名于世，公元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全寺有殿堂１３座、活佛囊欠６院，设有显宗经院。寺院依山面水，周围松柏茂密，树木成荫，寺内红墙绿瓦，金碧辉煌，更兼假山流水，花卉翠竹，尤添姿色。现主要有大小经堂各１座、寺僧１１人。